摘要
位於扼守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道咽喉地帶的海南島，從漢代延續到唐宋時期，往來於南海海域的中外貿易商船更加頻繁，儘管其航線屢有變化，但海南島已逐漸發展成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來往於廣州、泉州、揚州等大陸通商口岸的重要避風港和中轉站。對於航行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大部份商人而言，雖然海南島並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地，但他們帶來的大量移民和商品流通，卻極大影響著著海南島政治、經濟和文化乃至社會的方面，對其島嶼經濟和商品觀念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推動著這個曾經「孤懸海外」的海島的開發和發展，這種相互影響和作用多在海南島的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反映。
從漢代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唐宋時期，往來於南海海域的中外貿易商船更加頻繁，儘管其航線屢有變化，但海南島始終是中外商船航行在這條藍色航線上的重要避風港、補給港和中轉站。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涉及的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文物僅限於海南本島，而西沙、南沙及東沙出土或出水相關文物不在本文探討之列。
漢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時期。而中央王朝對海南島的直接統治始於西漢元封元年（前110年），次年中央王朝在海南島北部和西北部分別設置了珠崖、儋耳二郡， 1999年考古工作者對珠崖嶺城址進行了初步勘探發掘。該城址北依瓊州海峽，測得城址呈正方形，城牆系夯土所築，邊長155—160米，周長約750米，現存城牆殘高1.5—2米。珠崖故城從漢代一直沿用至唐代，也是海南島現存較完整的古城址之一1。珠崖嶺城址地勢險要，經測量城址高出南渡江面約20米，從軍事角度上易守難攻。而儋耳故城至今尚未遺跡可尋。據當地方誌記載，儋耳故城大致位於今儋州市三都鎮舊州坡新村附近2。
1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瓊山文體局：《海南瓊山市珠崖嶺古城址1999年發掘簡報》《考古》2003，4期。
2明萬曆《儋州志》卷四「城池」。
3《漢書 地理志》卷二八下。
《漢書 地理志》卷二八記載了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行路線。「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以珠崖（今海南島）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3」
從海南島的地理位置結合史料記載可以看出，漢代自徐聞、合浦為始發港向南的海上航線必然要經過海南島，而徐聞與海南島北部的珠崖故城之間最近的直線距離僅10餘海浬。由於此時航海造船技術的限制，船舶航行只能沿海岸穿越瓊州海峽順著海南島北岸和西岸的北部灣「梯航」以致遠，如此一來，海南島北部和西北部的珠崖和儋耳兩地的沿海地帶就成了這條藍色航線的必經之路。儘管已發掘的珠崖嶺城址是否屬漢代還是唐代所建在學術界有較大爭論，但該城畢竟為在瓊州海峽船隻的安全航行提供了重要保證。
不過，雖然海南島四面環海並有著十分優越的地理位置，但在兩漢時的天然良港並不多，不利於大型船舶停靠。同時漢代的海南島尚屬「荒蠻之地」，島上「隔絕瘴海，水土氣毒」4因此海南島對這條海上航線上的獨特優勢尚未顯現和發揮出來。另據考證，西漢中央政權的控制範圍也僅限於珠崖、儋耳兩郡及周邊區域，對經過海南島航行船隻的安全並不能提供全方位之安全保障。
4《三國志 吳書 薛綜傳》卷五三。
5轉引自《璧琉璃和印度寶石貿易》沈福偉 載《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 4期
6曾廣億 《海南島東漢甕棺墓發掘考略》 廣東《文博通訊》第十期，1979年。
7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東方市榮村遺址試掘簡報》 《考古》2003年4期。
東漢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時期。隨著造船技術的不斷進步與航運交通的發展，此時的船舶已有了遠渡重洋的能力。東漢前期，從廣東出發的船舶，經過海南島向西航行，已開始在印度、斯里蘭卡同埃及、羅馬的商人有了直接貿易關係5，而此時的海南島，中央王朝對其的統治始終是一種不太穩定的關係。從王莽新朝到東漢初期，中央政權對海南島的統治範圍僅限於島東北和西北部分地區，與西漢時期相比還大為收縮。而生活在海島腹地的土著居民又頻繁地到海岸邊進行騷擾和掠奪，這無疑對沿海航行或停泊在此的商船造成了較大的威脅，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海上絲綢之路船舶的停泊和正常航行。
1978年8∼11月，考古人員在地處海南島東南沿海的陵水、三亞交界處的英州鎮土福灣和保墩村西的軍屯坡海灘上踏勘時，發現了東漢時期的甕棺墓群和其它唐宋墓群6。初步測量，墓群的分佈範圍約6平方公里。考察組對其中的12座東漢甕棺墓進行了發掘清理，其中2座為成人墓，其餘10座為兒童墓。這些甕棺距地面都很淺，多埋在距地面20∼70釐米深的沙土中，全用陶器作為葬具。1998年2--3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對海南島西部的東方榮村遺址進行發掘時，在遺址的第二層即南朝文化層下發現了一座古墓葬。經鑒定為一甕棺墓，故名東方榮村甕棺墓。根據葬具和地層分析，該甕棺墓應為漢代兒童甕棺墓7。1984年陵水縣博物館還在英州鎮軍屯坡徵集到一陶甕棺，如今經省政府調撥至海南省博物館。
陶甕棺為漢代甕棺葬葬具。甕棺由1件夾砂粗陶釜和2件四耳硬陶罐相套（中間1罐底部穿洞）組成。夾砂陶釜為斂口，鼓腹，圜底。四耳硬陶罐肩部飾有水波紋和絃紋。
筆者推測，這些在海南島沿海地帶發現的甕棺墓葬俗，並非是當地原住民－黎族的葬俗，應該是來自大陸的跟隨海上絲綢之路航行的船民，在海南島陵水、昌江等沿海地區登陸並在此定居後帶來的葬俗。這種葬俗表明了該時期海南島沿海地區深受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葬俗的影響。而甕棺葬使用的陶甕應是一些由掌握著先進制陶技術的大陸工匠在居住地附近燒製的。比較同時期海南黎族低溫燒製的陶器，有著很大的差異。
兩漢時期的海南島西海岸應是較為繁忙的海上航線。隨著地理知識的不斷增長，古人的視野也隨之擴大，開始知道在海南島之南還有一大海洋。據史書記載，從東漢開始，南海已開始被稱為「漲海」，並在東漢時楊孚所撰《異物志》和謝承的《後漢書》中有所反映，而「漲海」的發現人，極有可能是距南海最近即生活在海南島上的居民8。
8丘剛《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南》 《福建文博》2007年1期。
從東漢末三國到隋統一的300餘年間，北方戰亂不斷，封建主各據一方，逐鹿中原，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中國形成了南北分割的局面。此時，「陸上絲綢之路」的河西走廊經常由於戰亂而中斷，不得不主要依靠「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外諸國聯繫。特別是三國孫吳政權控制了東南沿海地區，出於戰略原因和軍事目的，特別重視海外貿易，客觀上就為海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到了東晉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上貿易的商船已初具規模。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中國始稱大船為舶，並一直沿用至今。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必經之路和重要中繼港口的海南島，由於其地理和軍事優勢而顯得更加重要，中央政權對海南的治理政策也開始有所調整。此前，由於其治理政策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兩漢時中央王朝均採用的委派漢族官員直接治理，因其大多採取殘酷的暴力治理，故而不斷遭到島上黎族原住民的激烈反抗，造成南海「大州」政區建置變動不定。從南朝的梁朝開始，其治理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開始由單純流官統治轉變為委任土官統治。梁大同間，任用「南越首領」高涼（治今廣東陽江西）冼夫人治理儋耳9，實行土官制的結果，使海南地區局勢日趨穩定。此後歷代中央王朝都能夠有效地統轄海南，正因為如此，冼夫人在海南島和黎族發展史上佔有崇高地位。尤為重要的是，隨著冼夫人海南島治理成功，客觀上又保證了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外商船能夠在海南島沿線停靠來補充給養並保證正常航行。直到今日，冼夫人廟宇仍遍佈海南島各地。
9清康熙《瓊州府志 諸黎村峒》卷八。
如位於海口市瓊山區新坡鎮新坡南的冼太夫人廟，始建於明代，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建。磚木結構，坐東朝西，占地面積2000平方米。原為三進式佈局，現存前殿、拜亭與後殿。殿內奉祀冼太夫人金像和重造冼太夫人廟碑。另外，位於儋州市南豐鎮南街的冼太廟，為清同治五年(1866年)為紀念冼夫人而建，廟呈磚木結構，坐東朝西，面闊5.6米，進深10.75米，廟內有木雕神像及拜祭用品。
魏晉南北朝以降，由於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開始南移，中國南方地區逐漸形成了獨立的經濟體系。與此同時，隨著造船技術的提高，人們已普遍掌握了掉檣駛風的航行技術，為從大陸南端為起點開闢離岸跨島的遠洋航線提供了可能。尤其到了東晉南朝時期，新開闢的遠洋航線不再沿海岸穿越瓊州海峽順著海南島西岸「梯航」的老航線航行，而是從廣州港出發，經海南島以東和西沙群島海域可直航到東南亞各港口。海南島因而成為從廣州港始發向南各航線的必經之地，海上絲綢之路由此更加廣泛的影響著海南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
唐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和鼎盛時期。為加強對海南島這個海上絲綢之路上咽喉地帶的控制，中央王朝又在隋朝基礎上，對海南的行政建置做了較大調整和加強。唐初，沿隋舊制，海南為三個州；唐太宗貞觀五年（631年）拆崖州之瓊山為瓊州，海南增至四海口冼太夫人廟州；從唐玄宗至肅宗時，海南又增至五州，並一度將州改為郡，建立起了一整套對海南進行有效控制的行政管理體系。唐中葉以後，這套體系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唐嶺南節度使李複派遣將領孟京，領兵討伐瓊州不服從唐政權管轄的俚洞酋豪，在海南「建立城柵，屯集官軍」 10，使海南島及周邊的廣大海域都納入到唐朝軍隊的控制之下。這一舉措，使得航行在南海海域的中外商船的安全得到了更加有效之保證。
10清道光《廣東通志 宦績錄四》卷二三四。
11《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下）。
唐代的海南島，作為自廣州港出發駛往東南亞和阿拉伯航線的必經之地，其重要性愈加顯現。據貞元年間（785—814年）賈耽所記的「廣州通海夷道」，就詳細記載了廣州經由海南島到阿拉伯各國的航線「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今廣東深圳南頭），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東北海域七州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東南海域獨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不勞山（今越南占婆島），山在環王國（即占城國）東二百裡海中。小舟柯流，二日至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今伊拉克巴格達）」11。這條航線最後一直延伸到東非海岸，全長約14000公里，途經90多個國家和地區，據考證這也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在飄渺無際的南海航行中，一些古波斯人「因浮海遇風，憚於反復，乃請其主原留南方，以通往來，貨主許焉」12。由於當時海洋氣候惡劣，變化無常，「諸番舶雖東洋琉球等國，被風飄多至瓊」13。也就是說，當這些「番舶」航行中突遇狂風襲擊，船舶迷失方向漂至海南島沿岸，倖存的船員將死難者埋葬在海南島海岸線荒涼的海灘沙丘後，自己也只能暫時棲寓海邊，整日遙望著大海，等待航行過來的船隻搭救以重返故里。而希望之光一天天慢慢熄滅後，他們只能定居下來，開始與當地土著居民往來並在此繁衍生息，並世世代代生活居住在海南島。
12清雍正《廣東通志》卷五十七。
13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
14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海南省的考古發現與文物保護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海南島東南海岸線的三亞市與陵水縣交界處，連續發現了梅山塘、幹教坡、番嶺坡和土福灣等4處唐宋時期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伊斯蘭教徒古墓群14。這些穆斯林古墓群不僅數量多，而且非常集中，墓碑雕刻精良，說明是歷史上定居在這裡的穆斯林公共墓地。就在2011年春，海南考古人員還在土福灣海岸邊的一工地清理出伊斯蘭教徒古墓（照片三）。由此可見，海南島的東南沿海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經過地，也是當時外地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區，而且三亞、陵水等地的沿海地帶歷史上也曾是內聯大陸，外通海域的重要門戶。
特別是位於三亞市藤橋鎮（今海棠灣鎮）東溪村1公里番嶺坡海灘的唐宋伊斯蘭教徒古墓群，則是一處迄今在華南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延續時間較長的阿拉伯伊斯蘭教徒墓地。2006年5月，該墓群被國務院正式批准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墓群地處沙丘地帶，地勢平坦開闊，古墓群綿延數浬，珊瑚石古墓葬在綠蔭下隱約可見。這一帶前後共發現古墓葬45座。考古人員曾對該墓群中的7座墓葬進行了試掘，初步確定了這些墓葬的形制和年代。已發掘的墓葬形制皆為土坑豎穴墓，大多長1.8∼3米，寬0.8∼1米，深1.7米，無葬具和隨葬品。每座墓葬前後兩端各豎珊瑚石墓碑一塊。墓碑雕刻碑文和花鳥圖案的一面朝外。墓碑冠有玉圭形、雙峰形、山字形等，碑高36∼37釐米，寬38∼54釐米，厚10∼13釐米。花紋圖案有圓月形、卷雲紋，或是花朵、樹枝、雙鳥朝陽、鋸齒紋帶等形態各異的圖案。墓碑碑文雕刻阿拉伯文雖然大部份碑刻銘文風難以辨認，但通過翻譯，不難窺見其內容。其中有一塊墓碑上的譯文是「除安拉以外，沒有可崇拜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毀滅。唯有你的主的本體具有的尊嚴與大德將永遠在」1。還有的譯文是：「……伊斯蘭（是）我們的宗教……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天堂……馬達甲」。有的是：「這是……著名的哈桑……的墳墓，…… 齋月日」等等。更有一塊墓碑特別引人注目，墓碑上的譯文是：
「殉教者伊本·賽愛德·宛葛斯巴巴，歸真於12月」。有專家考證，該墓主是第一個到海南島傳教的穆斯林，即第一位到中國廣州傳教的阿拉伯傳教士葛斯巴巴之子15。
15同14。
16王克榮《海南島的主要考古發現及其重要價值》《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館館刊》1987年。
對上述古墓群的葬式考證，其葬式與大陸其它地方發現的伊斯蘭墓葬的葬式有著明顯區別。如在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地發現的伊斯蘭墓群，墓室一般均用石板或磚砌築，並用石板壓頂。另外，墓前不用前後兩塊墓碑，而採用一碑雙面雕刻，這種形制只是在伊斯蘭教的發祥地阿拉伯半島、阿曼南部海岸的佐德爾古城遺址中有出土。而在三亞、陵水伊斯蘭教徒古墓群中採用的珊瑚石做墓碑，這種葬式迄今僅在東非一帶的沿海港口遺址中有所發現。如今，在海南省博物館二樓《海南歷史陳列》展廳就陳列有一件唐代穆斯林珊瑚石墓碑，這塊墓碑為1984年在陵水縣英州鎮土福灣出土，該碑是研究海南回族歷史、來源及分佈的重要實物。墓碑高66釐米，寬47釐米，厚10釐米，由珊瑚石雕刻而成。碑額為尖頂，尖頂下雕有五座山峰形狀，山峰下刻有「生命樹」圖案，「生命樹」上端托起一輪圓月，圈內雕有阿拉伯《古蘭經》文，「生命樹」下有一長方形，內雕刻鋸齒形圖案。這也表明三亞伊斯蘭教徒古墓群的形制和使用珊瑚石作墓碑的習俗，明顯來源於東非和阿拉伯半島。與其它各地伊斯蘭教流傳地區的穆斯林墓葬相比，帶有明顯的早期性16。
創刊號。
此外，在海南省博物館展廳中展出的一件唐代珊瑚石俑，為陵水唐代石槨墓隨葬品。系1995年陵水縣博物館在搶救發掘一座軍屯坡唐代珊瑚石槨墓時，從盜竊者手中追回的珍貴文物。俑系珊瑚石雕刻，通高80釐米，肩寬30釐米，臀寬131.5釐米，頭高23釐米，腰寬21釐米，厚14釐米，頭頂突出髮髻，刻有五官，雙手合十跪立，狀似家奴（照片五），它是研究唐代海南伊斯蘭葬俗的重要實物。
位於三亞市羊欄鎮回新村西南的羊欄伊斯蘭教徒古墓群，也屬於唐∼元時期的墓群。墓群地處大海邊的沙丘地帶，面積約1600餘平方米（照片六）。目前已發現有30餘座墓，皆為豎穴土坑，長1.8-2米，寬0.8-1米，深1.2米，沒有葬具和隨葬品。死者側身屈肢，頭在西北，面朝西，•墓穴兩端各豎一珊瑚石碑，碑略呈方形，高47-55、寬43-51釐米，碑首呈圭形、雙峰形、山字形。用阿拉伯文刻《古蘭經》、墓主姓名、死亡日期等。
據史書記載，自宋至明占婆國（今越南南部）前後數批移民遷到海南。史書對此記載為「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占城人蒲羅遏率族百人，避國難，移往海南島之儋州」17。另據清道光《崖州志》記載：「宋元間因亂，挈家泛舟而來，散泊海岸（大蛋港、酸梅鋪海岸），謂之番邦、番浦，後聚所三亞裡番村」18。從地形上看，這一帶是河流入海口，海產豐富，土地肥沃，是理想的居住地。可以推測，古代穆斯林由於歷史、地理原因，不斷在這條海岸線上遷徒，這些墓葬就是他們留下的遺跡。
17《宋史》第四百八十九卷。
18清道光《崖州志》。
時至今日的三亞市鳳凰鎮，仍保留有回輝、回新兩個回族村。村裡有清真寺6座、清真女寺3座，平均不到1000人就有一座清真寺。這裡的回族，與國內其他地區的回族在語言上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不以漢語為本民族語言，而是擁有自己特殊的語言－－回輝話。這種語言不同於國內任何一種民族語言、方言和土語，這種獨特現象已引起海內外語言學者的濃厚興趣。
唐代的嶺南，在阿拉伯商人聚居之處都設有「蕃坊」，蕃坊內建有清真寺。番坊(海南史書上又稱「番浦」、「番民所」)是唐宋時大食、波斯等國僑商在中國的聚居地，其中不少番坊以穆斯林為主。在海南島北部的海口，元時就有「番營」的記載，直到清代，海口的「禮拜寺在土城北街巷內，宣德初，軍海蘭答建，廢」19。至今在海南島各地，仍保留有許多與穆斯林有關的名稱，如「番坊園」、「番園村」、「番塘」、「番人田」、 「番坊裡」、「番坊」、「番村」等，儘管今天海南島的不少地方已無穆斯林居住，但人們仍習慣這樣稱呼，足以可見歷史上穆斯林對海南島地名的影響。
19明正德《瓊台志》。
20郝思德、王大新《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見《新中國考古五十年》 文物出版社1999年。
宋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階段，海南島仍然是這條海上航線的重要中繼港和避風港，隨著海上中外船舶的頻繁航行及中外商賈貿易額的不斷擴大，對海南島的社會經濟和商品觀念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
1997年，在瓊山永興和府城發現的二座宋代磚室墓，出土的隨葬品中各有一塊「買地磚券」，分別記載了北宋大觀元年（1107年）和南宋紹興19年（1149年）的兩樁土地買賣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此時期海南島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20。宋代以前，海南島始終缺乏大型船泊停靠的天然良港，為儘快適應海外貿易的開展，宋淳熙15年（1188年），知瓊州王光祖在海南島政治經濟及交通中心的瓊州（今海口）開闢了白沙津港21，極大方便了往來於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外商船的停靠並進行貿易活動。
21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24 「神應港」。
22海口海關編《海口海關志》1992年內部印行。
23祝穆《方輿紀勝》卷43「瓊州」。
24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反映海南島海外貿易發展的另一大特徵是海南瓊州市泊分司的設立。由於宋王朝經濟重心的南移，市泊收入已逐漸成為朝廷國庫的重要財源之一。據記載：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以前，瓊州的商稅額只有4285貫，而熙寧十年一年全島的商稅收入就達到19597貫22。這個商稅額，除船泊稅外，其餘是徵收海南香料、檳榔、小馬、翠羽、黃臘、蘇木和貝吉的特產稅。在對外貿易上，儘管宋朝廷尚未在海南設立市舶司，禁止與外國通商，然海南的地方官吏則為利益所驅，對中外商人通商採取默許、縱容乃至鼓勵的態度，外商貿易遂遍及全島。這時海南島的主要門戶如瓊山、澄邁、臨高、文昌、樂會等地都有了市舶活動。到了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年），朝廷批准在瓊州設置市舶分司，隸屬于廣南東路（廣州）市舶司23。
宋代與唐代相比，無論在航海技術和造船工藝上都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美國學者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其撰寫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認為：12世紀末，中國人開始取代穆斯林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24。與此同時，海上航線進一步延伸，與中國交往的國家進一步增多。具體表現在一方面是航行在海上的船舶離開中國大陸時不再緊靠海岸航行，而是將以前曲折迂回的航線改為更為便捷的直達航線；另一方面是海上絲綢之路向更遠處延伸，一直延伸到非洲東海岸和地中海，與中國交往的國家和地區已達五十餘個25。海南島區域的南海（漲海）周邊的「南番諸國」已成為與中國交往最密切的國家。
25張煒方主編《中國海疆通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一版。
綜上所述，位於扼守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道咽喉地帶的海南島，從漢代延續到唐宋時期，已逐漸發展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中轉站、避風港和補給港，沿著海上絲路這條藍色航線的商船大多要在海南島寄泊、避風或是補給後，繼續駛向更廣闊的南海。對於大部分商人而言，雖然這裡並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地，但他們帶來的大量移民和商品流通，卻極大影響著海南島政治、經濟和文化乃至社會的方面，並推動著這個曾經「孤懸海外」的海島的開發和發展。這種特徵大多在海南島的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反映。
馬祖列島與海洋環境文化研討會／從海南島出土文物看南海海上絲綢之路（文： 丘剛／海南省博物館館長、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 2012-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