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出童年在介壽國小的照片，心裡忽然一震。照面上的灰白光影像是從海霧裡浮出的一座遺址：景物早已全然消逝，人事更是走散得無影無蹤。這些照片，是歷史的殘頁──但殘頁本身不會說話，它們只能沉默地躺著，等著我這個從那片土地走出的歷史學者，替它們把失溫的記憶重新烘暖，把已沉寂的聲音喚起。

　說實話，我至今不敢輕易踏入母校的原址。如今那裡已成馬祖高中，舊校園被拆得乾乾淨淨，彷彿有人悄悄把我生命裡一段海風與山坡交織的六年挖走。那些年我在校園裡奔跑、跌倒、擦傷、再爬起來；那裡的風聲、鹽味、泥土味，甚至冬天刺骨的潮濕，都刻在我的身體裡。但如今站在原地，眼前竟沒有一絲過去的影子──彷彿童年被風刮得太乾淨，乾淨得只剩心裡的痕跡還倔強著不散。

　我在介壽國小度過六年時光。那是人生中最純粹、最被海風雕刻的歲月。島上每一寸土地，每一株被海風吹彎的小草，都清楚記得我們的腳印。

　入學時，我還在介壽分校上課，那位置就是如今的社教館。民國五十四年，新校舍在山隴山坡上動工。那時我才一年級，卻常忍不住從分校一路跑到工地。小小的我站在土坡上，看著軍人與工人搬運木材、攪拌水泥。風從海面吹上來，把水泥味、木材味與潮味攪成一股奇特的氣息──那成了我童年記憶中第一個「建築工地的味道」。

　我記得校門對面有座小山坡。沿著石階往上，是一面未完工的照壁，用水泥與石板砌成。「枕戈待旦」四個大字像剛從石頭裡冒出，落款寫著「蔣中正」，年代卻是民國四十七年。那時我不過六、七歲，看不懂字意，也不懂為什麼時間會錯置。長大後才知道，那是蔣公巡視馬祖時留下的字──戰地氛圍被凝固成一面碑。

　但那時的我只看見：照壁未完，一對石獅子獨自站在那裡，還像在等什麼。我在牠們腳邊撿到一把把馬賽克碎片，那些碎片被陽光照得閃亮，我當成寶物般珍藏。大人們或許只看見一個凌亂的工地，但對我而言，那裡是一所學校正從泥土中、從鋼筋水泥的縫隙裡，慢慢長出來的神奇時刻。

　民國五十五年，我們總算搬入新校舍。因行政安排，我又念了一次一年級，意外地讓我在介壽國小待滿完整的六年──直到民國六十一年四月才轉到桃園。

　新學校和分校相比，簡直像兩個世界。一切都是新的：十間教室呈 L 型排列，旁邊是教師宿舍、工友宿舍、營養午餐的廚房。最令人震撼的是：校園竟然有廁所、有洗手台；地上鋪著操場，有籃球場、躲避球場和兩百公尺的橢圓跑道。

　校門口有階梯，門本身以仿凱旋門的形式矗立──在那個仍屬前線的馬祖，這座校門宛如一塊文明憑空落下的巨碑。門邊種了幾棵小樹苗，細細弱弱的，像是剛從島上嚴苛的風裡討來一點生機。但對我來說，比樹更巨大的永遠是那座門廊：每一個迎著風走進校門的早晨，都像走進一個嚴肅、神聖、並帶點浪漫的童年禮儀。

　多年後我寫過〈校門：一座馬祖人的凱旋門〉。那篇文章，是獻給母校、獻給建校的軍人、也獻給那個被戰地烙印的年代。校門由馬防部司令雷開瑄規劃，美軍顧問團曾在門下合影，留下了冷戰時期的另類合照。那是一種歷史，也是一種雕塑，一種專屬於馬祖孩子的記憶之門。

　如今校門不存，歷史的實物全在時間裡淡出，只剩下我這個在海風裡長大的學生，還記得它的形狀與靈魂。

　那年代的校園幾乎沒有樹，與台灣本島的小學截然不同。海風太狠，要在馬祖長成一棵樹，得有比孩子更倔強的意志。倒是外賓常來參觀，在校門口拍下正式得不像孩子世界的照片。那一張張照片教我們明白：母校曾是整個馬祖的驕傲。

　這張一年級全班合照，是民國五十五年拍的。照片上方寫著「一年級甲班」。教室才剛蓋好，木窗框還帶著新木頭的顏色，外牆石塊仍有工地的粗糙質感。漂亮的女老師站在我們身後，她的笑容柔軟，像冬天裡唯一不會被東北季風吹散的陽光。

　孩子大概四、五十人，我站在隊伍中央，戴著學校發的小帽子──不值錢，卻是我童年最體面的盔甲。

　衣服多半來自兄姐的舊衣，或經母親縫補過的布衫，卻總是洗得乾淨。那個年代孩子物質不多，但衣著乾淨挺拔，因為那是一種對自己生活的莊重。

　照片裡有人缺牙、有人忍笑、有人偷拉旁邊同學的袖子、有人晃著腳。那是戰地的孩子──在砲聲陰影下長大，卻笑得像天底下沒有任何東西值得害怕。

　老師說：「小朋友，看鏡頭，要笑喔。」於是全班像一片瞬間綻放的花田。

　如今再次看著這張照片，耳邊彷彿又響起操場邊呼呼作響的海風，吹得我們的毛線帽歪向一邊；又看見教室裡粉筆灰在陽光中輕輕飄動；又聽見走廊上同學喊彼此小名的聲音，在水泥牆間回盪。

　那個戰地的馬祖，在照片裡竟如此安靜，如此明亮。

　那是我們一生再也回不去的童年，而照片替它捧著最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