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社會高齡化速度加劇，邁入超高齡社會已成不可逆的趨勢。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推估，至2025年65歲以上人口將突破總人口的20%，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往以機構式照顧為主的長照模式，已無法全面滿足多元、在地、且人本的照護需求。因此，「共生社區」（Co-housing Community）理念逐漸成為政府及民間關注的重要策略之一。

　「共生社區」不僅僅是長照資源的整合，更是一種重構社區關係、強化社區互助精神的生活方式。其核心理念在於：打破年齡、功能、角色之間的界線，透過共居、共食、共學、共好，打造一個彼此支持、共同生活的社區生態系統。這樣的社區不僅提供長者所需照護與陪伴，也強調青年、家庭、孩童與長者間互動與共融。透過互助與共生的生活模式，降低對機構照顧的依賴，並強化在地老化的可行性。

　談到共生社區，不能不提其發源地－丹麥。早在1970年代，丹麥就開始實驗「共居運動」（co-housing movement），目的是在都市化與家庭結構轉變的背景下，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支持系統。

　蘇德姆「共生社區」是丹麥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共生社區之一，成立於1972年，由數十個家庭共同創建。他們在一大片共同擁有的土地上，建造彼此相鄰的住宅，設有共同餐廳、兒童遊戲區與會議室。每週固定兩晚由居民輪流下廚，其他人一起用餐，不僅減輕家庭勞務負擔，也增進社群情感。長者在社區內得到鄰里的支持與陪伴，孩童也能在多元照顧者下成長。該社區至今仍運作良好，不少成員已從中年步入高齡，但依然選擇繼續在這個有歸屬感的環境中生活，成為丹麥共生社區理念的活教材。

　相較於丹麥長期發展與文化基礎，我國在推動共生社區上，仍處於起步階段。目前雖有「長照2.0」政策中提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B、C據點）概念，鼓勵在地照顧與資源共享，但從空間設計、社區參與度，到資源配置與制度彈性，仍存在不少挑戰。然而，也已有一些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展現出強大的在地能量與創意，打造出具台灣特色的共生社區雛型。

　位於台中市太平區的安和社區，是一個典型的都市邊緣老舊住宅社區。透過社區發展協會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將原有閒置的活動中心重新規劃為「安和共生基地」，設置社區廚房、日間照顧中心與共學教室。在這裡，每週有銀髮族帶領烹飪課、故事分享會，同時也邀請附近國小學生來參與，形成「老少共學」的場域。

　宜蘭縣三星鄉長埤湖社區則由一群返鄉青年與在地長者共同成立社區合作社，推動「銀髮農創計畫」。長者以過去的務農經驗與生活智慧，與青年共同耕作，發展在地農產品，並成立「共食共販」的機制。這個計畫不僅改善了長者的經濟困境與生活孤立問題，也吸引青年回鄉參與社區事務，促成世代間的經驗與資源流動，是「共生經濟」在台灣的實踐典範。

　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推動共生社區的平台型角色，任務不在於全部包辦，而在於整合資源、賦能社區，像是建立社區自主治理平台，賦能在地人才與組織，活化既有空間及建構共有資源，並且建立跨代共融機制，推動共生社區，不僅是一項政策策略，更是一種社會文化的重塑，每個社區都可以成為一個互助共生的網絡節點。

　從丹麥的實踐經驗，到台灣地方的具體案例，都證明了社區若能真正動起來，結合地方政府的引導與支援，就有機會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照顧力量，迎向一個更溫暖、更永續的超高齡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