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來臺灣今年正好滿二十二個周年。其間搬家五回，短遷一次。

　剛來臺灣是住在中山區臺泥大樓旁的頂加六坪小套房，地板和樓頂早在前屋主時就有白蟻入住，臥室也只是一張床。床和露天陽臺只有一牆玻璃之隔。在冬夏天裡，我總能欣賞著他人看不到的風景。如納莉表演甩尾過簷，亦或是繁星篩黑。

　床與客廳的距離只是半步之遙。小小的容身之地把我和先生黏得更緊。一年後，大女兒出生，給了這個窩居式的家帶來不少歡樂。因是老舊套房外圍週邊沒有任何欄杆。站在窗內從赤裸的陽臺望去，眼前聳立一座高大雄偉的建築，雖然濱臨鬧區，但是卻顯得格外安靜。不知道為什麼，當我想家時，總會不自覺地打開後陽臺的門，靜靜欣賞眼前那棟大樓的外觀。因為它的造型極為醒目，它像極了一只展翅欲飛的雄鷹，張開的雙翅彷彿要縱身一躍。比起老舊的公寓，它顯得更霸氣，似乎站在他的屋頂上就可以看到對岸的原鄉。

　某天傍晚，我和先生席地而坐在用餐，因著不明原因，突然停電起，整個社區頓然一片漆黑，唯獨那座鶴立雞群的大樓，燈火通明。因著它的獨光，我終於逮到機會向先生打聽起那棟大樓的身世。先生告訴我說那是臺泥大樓。

　「臺灣水泥廠的房子嗎？」我好奇的問。

　「它是私人的，是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家的房子，也是處理兩岸事物的單位，包括你們大陸新娘來台的海協會。」

　聽他這麼一說，我興奮四起，突然有種莫名的開心。

　後來大女兒出生後，臺泥大樓廣場，就成了我們母女倆快樂的秘密基地。那時幾乎天天去，有時一日兩朝，走入大樓後廣場，給人的感覺更是驚喜連連，白色大理石砌成巴洛克的歐式建築，風格屬於非主流的時尚範兒，簡約但不簡單。給人一種置身於幻境的感覺。大樓兩端向外延伸的部分顯得有些突兀，正面是幾柱墨褐色的大理石，大理石圓柱後是三扇拱圓的門，從門外探進，頂部的一個大型燈飾從天而降，給人華麗的感覺。當下那股從心底發出的興奮或許就是對我這個從遠岸嫁入的新娘多了幾份親切感。

　後來我們的家因著老舊又是加蓋的關係，白蟻、漏水樣樣來，只好暫時搬到林森北路借住友人的出租屋兩個月後，又搬到位於民權東路上的小套房，在這裡，小女兒出生，住了近兩年。

　日後再搬到民權東路另一條巷子，兒子的出生，住了八個月又搬到建國北路，在這一住就是十六年，一共搬了五次家。三個小孩的出生分別在年頭，年中，年尾，加上肚皮上一大刀連本帶利的疤。真的，我是由衷的感謝那年那道長長的疤痕，那道差點讓我送命的疤痕，是民權東路留給我的生命印記，是身靈與肉體的成長。始終沒離開過的中山區，喬遷的只是一個門牌幹掉一個門牌。

　在這遷途中，先生像母雞帶著小雞一樣進行了他的區域流浪。不矯情地說，我是喜歡中山區的，它是先生的原鄉，也是我的新鄉初根點。但嚴格地審視，我還在認真的抽剝它每一根脈絡。條條大路通臺北的清晰路線，密集有序的車水馬龍。極度低能的我，總是弄丟方向。在沒去大同區上班前，我只敢移步至社區公園和離家最近的濱江菜市場。

　臺北對我來說是異鄉，大同區更是，明明在這塊土地生活比原生故土還久，比新入籍臺北市的外縣市人員還長，無論如何努力仍被當作外來人又或是貧窮的大陸人，我都一笑而過。有一次，因著疫情災難，外媒群起的口沫也中毒了我們市場，門市鄰居一個賣雜貨的攤商，黃湯下肚後，指著我的鼻子一頓胡言歧視責怪，他的大肆喝罵，彷彿是我製造了這場全球疫難，當下我非常傷心，但我沒有哭，我也不能哭，我知道那是個偏執的人，且還懷癌在身。對面，雞肉攤八十出頭的老闆顯得明理多了，他看到我被無辜的洗臉，走上前安慰。

　「妳別聽他的，他喝多了。」並到雜貨店前對著雜貨老闆操著純正的臺語說。

　「你賣驚依啦，她足乖A。」阿伯轉頭對我說。

　「在這個市場誰要欺負妳，妳就和我說，妳親像是我A查某囝。」

　奇怪的是，我在這一刻熱淚盈眶而出。在那個市場久了，我發現幾位年長者午餐喜歡小酌，他們的配酒小菜大多是海鮮和自己攤位賣的熟食，有一日，我帶上母親傳授給我的鹽炒花生給他們配酒，沒想到，雞肉攤阿伯和其他幾位長者老闆開心的直說好吃，問我怎麼炒的！我說：「我這花生叫油鹽花生，在我小時候，家裡如果來了客人，母親才會端出這道小菜，炒這花生要先放點油，配酒吃進去才不傷胃。」也就因著我的炒花生在那市場成了情感的紐帶。

　某日，我經過雜貨店前，那個老闆又在開頭天同樣的玩笑指責我，這下我也就不客氣的說了他一頓，並補上一玩笑說：「米老闆，我那麼尊敬您，您怎麼老說些傷感情的話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