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因應措施
成立金門「特別行政區」推動委員會，不斷積極爭取兩岸立法機構(北京全國人大和臺北立法院)的立法授權。
加強宣傳金門的力量，設立獎勵措施，增加金門對兩岸年輕優秀人才(不限學位)的吸引力。
提升金門本身的立法與命令制訂能力。首先必須改革金門議會的選舉制度，提升金門縣議會和縣政府(未來的「特區政府」)的行政能力。修建金廈大橋(或立刻適度增加金廈滾裝渡船)、建設金門料羅深水港，爭取成為廈門國際港的陸域縱深區，同時成為廈門港的外部深水碼頭。
增強「金門大學」的教學研究能力，培養有國際觀的本地優秀人才。畢竟人才為中興之本。
舉辦兩岸法制與經濟關係研討會，培養研究氣氛和環境，累積相關學識。
設立兩岸法律衝突專題研究計畫，支援相關學者專家進行特區的法制研究，不僅有助於培養輿論話題，建立兩岸相關人員的共識，設計出詳細的未來特區法制藍圖，使益於推動、實現。
◎七、金門未來的定位與追求─代結論
誠如上述，自1949年兩岸分裂以來，金門曾毫無選擇地成為兩岸的戰場，以及兩岸為達成特定政治目的的「實驗區」，無論是為達成反攻大陸的「戰地政務實驗」，或是為促成兩岸大三通的「金廈小三通實驗」。雖然迄今為止，台灣方面似乎仍無接受「一國兩制」的可能性，不過，金門特殊的地緣位置與歷史經驗，是否可能為陷入僵局的兩岸關係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角度，實攸關大兩岸與金廈小兩岸長遠的和平與繁榮。
站在金門的歷史座標上，金門在兩岸間所扮演的角色，不該是在拉大兩岸的距離，而是在縮短兩岸的距離；從北京到台北的最短距離也絕不是繞道華盛頓，而是經由金門，金門的幅員雖小，但其在兩岸間的動能與潛力卻不容吾人妄自菲薄，金門有絕對的條件成為改善兩岸關係的起點。
炷烽以為，在告別慘痛的戰地政務實驗後，金門有條件以推動金廈小三通的經驗為基礎，為兩岸永久的和平與繁榮進行下一階段的實驗，此一實驗對北京而言或許稱為「一國兩制」實驗，對金門而言，既是要將金門建設成為一個「有長久台灣法治背景的大陸沿海特區島嶼」，更在於建構成為「和平特區」。
竊以為，「金廈和平特區」的實質意涵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軍事上的意義。自1950年代的台海危機結束以後，金門對於台北來說，其重要性已經不在於是任何實際上的軍事反攻，相反地，以金門的地緣條件作為對外宣示台灣不忘反攻大陸，反而攸關台灣當局的統治基礎，可以說，「戰地金門」的政治意涵早已經遠遠高於它的軍事意義了。然而，由於無法改變的地緣位置，九六年台海危機時，中共仍然選定金門海域為演習的地點，只要兩岸情勢稍有變化，金門仍然可能成為兩岸的戰場，因此，「金廈和平特區」的意義也正在於突顯兩岸問題必須和平解決，以及金門絕不可再次淪為兩岸戰場的決心。
其次是政治上的意義。自民進黨執政以來，兩岸關係迄無緩和跡象，究其實，兩岸關係陷入低迷的關鍵正是雙方對「一個中國」認知衝突。其實，在兩岸因為「一個中國」與「兩國論」頻起衝突的今天，北京與台灣都有必要重新審視金門在兩岸之間特殊的政治意義。以台灣而言，在積極建構台灣主體性的同時，金門的存在或許可作為象徵「一個中國」的策略運用。在台灣主體論甚囂塵上的今天，在與大陸還有聯繫的政治鈕帶金門成立「和平特區」，相當程度上業已說明了兩岸之間的「一個中國」狀態與隔海分治的「特殊關係」，「金廈和平特區」當有助於兩岸在「一中」與「兩國」之間重新思索調整彼此之間的特殊關係。就北京來說，早在1958年兩岸都高舉「一個中國」的八二三砲戰期間，毛澤東就已經體悟出金門在兩岸之間那種無可取代的政治意義，如今，北京與其繼續擔憂台灣的分離意識，倒不如繼續將金門視為是台灣與中國連結的據點，並且在金廈小三通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金廈和平特區」的構想，以為台海兩岸的永久和平奠定基礎。
最後是經濟上的意義。自北京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廈門的經濟發展可謂一日千里，反觀金門，雖然金廈小三通開航即將屆滿六週年，惟我們必須承認，金門的經濟發展仍有進一步成長的空間，金廈本為一家，金門應善用此一地緣特性，創造兩門的經濟互補，共同繁榮金廈。
所議「金門的一國兩制實驗區」可以是台灣未來的新出路，亟待我全體縣民凝聚共識，採行「新『新中間路線』」，讓金門跳脫統獨、藍綠、南北對抗之僵化思維，蓋以金門的未來仍與臺灣、大陸緊密相依，這是特殊地理、歷史和文化淵源之下，必然的發展結果，只有將金門建設成為一個「有長久臺灣法制背景的大陸沿海特區島嶼」，方能嘉惠本縣居民，也足以改善兩岸關係的本質；不但讓大陸的「一國兩制」構想獲得實踐的機會，又能避免對臺灣的直接重大衝擊，提供現今朝野另一種可能的政治發展模式，意義深遠；尤其更得以使地區的民意─金門的政治主張，皆以全體金門人之最大利益為依歸─真正獲得落實。故而企盼此一構想，得以成為全體縣民共同追求之目標。
金門作為「一國兩制試驗區」之芻議（下） 資料來源：金門日報
- 2006-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