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馬祖特殊的地形、歷史與政治背景下，形成了特殊的人文地景與自然環境，豐富而多樣的軍事文化景觀極具發展成世界遺產（Word Heritage）的潛力。2009年起文建會再次成立世界遺產的推動，已選定金馬戰地、蘭嶼等三處作為第一批的準備登錄標的，2010年起連江縣政府已積極推動申辦世界遺產之準備計畫。世界遺產的申請行動皆是由下而上經由地方開始動員，民眾的世界遺產認知以及對於自身文化遺產的認同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審查項目之一，意即在地民眾的全力支持與積極參與，乃是發展世界遺產的重要關鍵因素。過去十年來馬祖從推動閩東傳統聚落保存到結合社區營造發展的歷程，都足以展現地方認同與社區動員的能量。本文從馬祖聚落的保存行動與社區營造之經驗來討論推動世界遺產的在地動力，並藉此思考，在未來申請登錄世界遺產的各項準備工作開始啟動時，如何展現在地動力及發揮推動工作上的最大效益。
關鍵字：世界遺產、馬祖、民眾參與
壹、前言
一、馬祖的歷史背景
追溯馬祖的歷史，在宋末至五代之間紛亂的時代，曾有閩王為拓展貿易而命名福建外海島嶼為竿塘島—即今日的南竿、北竿的舊稱；直到元朝竿塘島成為出外捕魚人的休憩或避風之地，到了明朝始有海員安居落戶於此。馬祖和福建沿海的往來也漸漸頻繁且密切。從歷史的脈絡看來，馬祖的居民依海而生，一座座樸實無華的漁村隨之而生，也因為孤懸的地理位置，意外地躲過紛擾的改朝換代，清末列強的入侵並未對馬祖造成迫害，這裡的居民但求溫飽，政權的延宕對此地而言少有關連，「知足」則是此地的生存哲學。
直到1949年國共戰爭煙硝蔓延，國民黨政府將臺、澎、金、馬定位為反共復國的基地，從此，馬祖與血脈相連的原鄉在政治力的隔絕下只能怒目相望。而馬祖從樸素漁村風貌一夜之間披起鎧甲成為反共前線，軍事武力的進駐完全改變了島上原有的閒靜氛圍，而使馬祖自此蒙上了緊張肅穆的神秘面紗。在成為戍守台海的前線後，馬祖的交通、經濟、資源等等全部改由台灣提供，原本居民賴以生存的大海與島嶼，因此時代的轉移使其生活的狀態出現劇烈的變動。取而代之的地景則是隨處可見的精神標語、軍事建物（遺產），「軍事風貌」成為歷史足跡留給馬祖島嶼特殊的在地文化。1999年開放小三通後，接續著2001年開放觀光，馬祖列島隨著時間的潮流退去了戰地意象，戰備價值隨之更替，起而代之的是馬祖的戰地文化魅力。馬祖的歷史獨特性所造就特殊地景風貌與島嶼文化，是當前台灣亟欲關心與探討的命題。
二、馬祖推動加入世界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自1972年公佈實施世界遺產的認定標準以來，世界各國無不將列名於世界遺產視為象徵國家文化遺產價值的一種榮譽。文建會文資總處籌備處近年來即致力於台灣地區加入世界文化遺產之規劃與投入，2009年間，文建會在推動世界遺產工作中，首先選出了蘭嶼、太魯閣以及金馬戰地，作為第一批潛力點。2010年連江縣政府在委託成大研究基金會辦理「馬祖世界遺產推動計畫」，計畫首要以推廣觀念為主，讓馬祖的公部門與民間部門瞭解世界遺產的相關概念，並逐次將連江縣境內具有文化景觀特質與潛力的環境區域，加以標定、紀錄與分析，最後建構出完整的馬祖地區文化遺產資料庫。最後以這些具體的基礎資料，依據個案之條件、特色，研擬出連江縣推動世界遺產的具體策略。
此工作是一個長遠的目標，連江縣政府、馬祖防衛指揮部及馬祖風景管理處都以正面態度支持地區推動馬祖世界遺產計畫，而從過去推動世界遺產發展的經驗來看，關鍵之一仍在於地方的民眾參與。馬祖在過去十年來以推動閩東聚落保存到結合社區營造已累積顯著的成果，足以顯現地方認同及社區動員的能量，如何在推動世遺工作上展現在地動力及發揮最大效益，是現今重要的課題。
貳、世界文化遺產的民眾參與之重要性
1987年「歷史城鎮維護憲章」（Charter on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第三條強調居民參與是保存歷史城鎮的成功必要條件，民眾的參與和支持，可提高世界文化遺產的質與量。以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推動「世界文化遺產－相關事宜時，首重對於民眾的教育認知，並且進一步鼓勵民眾參與保護其自然或文化遺產。國內有關世界遺產的研究極有限，在論其地方認同與社區動員也未有實際的成果，本文參考嚴銀英《在澳門歷史城區登錄為世界遺產之歷程研究》1，試著從澳門的經驗來談，在民眾參與的部分值得得馬祖借鏡之處，整理分析如下：
一、準備期：民眾教育宣導與參與
在「世遺申請」過程中，聯合國科文組織以多次訪查觀察之形式，調查居民是否瞭解、認同該文化遺產並且瞭解其重要性及歷史意義。因此地方透過社區營造的機制讓社群團體（地方宗教信仰組織或文史組織等等）與居民共同參加並認識活動，此為申遺之重要事項。
民眾的參與為「申遺」的關鍵因素。在於對其文化（物）的瞭解與認同，勢必也影響其文化（物）的永續經營發展，以此，世遺文化與在地民眾的關係應互為表裡。在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事宜案例經驗中，嚴銀英在《澳門歷史城區登錄為世界遺產之歷程研究》提及，申請登記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後，對於澳門人民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之前因為經濟因素澳門人常限於「大香港、小澳門」的自卑心態中，而在登記成功後，對於其民族自信有相當的提升。然而在這系列的過程中，澳門人民仍扮演較被動的角色，及謂被宣導的對象，並非積極參與的角色。在被動宣導的過程中，透露出澳門人對於自身歷史、文化的陌生，並且缺乏土地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以此仍可以看到世界遺產景點遭到惡意破壞，影響世遺形象。由澳門案例中可發現，澳門人民因為處於被動接受政令宣導角色，因此缺乏對於自身歷史文化的認知與認同，所以造成後續文物的破壞。相較於澳門人民，馬祖民眾對自身文化的認知為何？
澳門在申遺成功後，澳門日漸關注文化資產的保存，從民間團體及地方組織自發性發起無形文化財的保存及申報工作，可看出地方對自身文化遺產的保存意識逐漸高漲。後續仍有民間文化團體為了捍衛歷史建物與當局者抗爭的保存運動，展現了澳門民間保存意識的抬頭，民間角色遂從柔性的抗爭轉型成積極的制衡。
二、管理期：公、私部門的動員
澳門歷史城區主要由公部門主導，嚴銀英認為文物的保護仍太依賴官方，發自於民間的力量相對較為薄弱。依照「世界遺產公約實施作業準則」（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的建議：有效的經營管理系統需要由所有的權益關係人（stakeholders）參與，特別是地方社會的參與。因此，世界遺產的推動工作除了行政機制須整合外，在政策上的行動計畫必須仰賴地方組織的動員。若居民願意配合，世界遺產的準備作業及完成登錄後的後續經營管理計畫都可在社區認同的基礎下，透過地方動員，帶動地方產業經濟及社區環境的保存。然而，若文化保存職責由官方為主，卻容易陷入維護不易的窘境，若有在地民眾參與，則可活化該文化遺產，將歷史文化投注新的活力。總的來說，「世界遺產」的地位除了是榮譽也是責任，政府及地方將面對更加吃重的管理、經營及維護的職責，同時其社區、團體及個人也都更需用新的態度面對他們生活下的城市。
三、帶動地方經濟和家鄉守護
世界遺產的指定能夠活絡地方經濟，增加就業人口的觀光群聚效應，同時帶來地方上「家鄉守護」與「社區再造」的機會，突顯地方傳統產業與特有文化的價值，將在地的文化具體地呈現在遊客面前，可說是在世界層級的遺產指定之下帶動地方層級的意識凝聚，加強世界與遺產地、與遺產地居民的交流。此外世界遺產也提供一個可以終生學習的場域，不論是大人或小孩，都將在精心安排的世界遺產介紹與規劃中，瞭解遺產保存的意義，並認識遺產與當地地方，與在地空間的關係。
參、馬祖文化遺產與地方認同
一、從馬祖的歷史時空談地方認同
馬祖列島地理的特性殊性，位於陸海邊陲，從歷史上的海防要地帶來的經驗，突顯出島上居民於邊陲荒島的不安，後又在經歷戰地政務軍管威權體制下處於政經邊緣，馬祖人在如此複雜的處境下生活，形成的地方認同是什麼？本文在有關馬祖的認同經驗之文獻參考陳財能《馬祖：政經邊緣的認同游移》，另在聚落變遷發展的研究則參考陳良源《馬祖地區聚落發展之研究》。藉由上述兩篇研究及相關文獻輔助中，清楚的理解馬祖整體發展的軌跡。本節依馬祖地區不同時期重大政策變遷，劃分為軍管時期前（1949年）、軍管時期（1949年~1992年）及戰地政務終止後迄今（1992年~2010）等三個時期，在此背景下說明該時期馬祖人的地方認同，分述如下：
（一）、軍管時期前：樂天知命的漁村，山海共存的認同
馬祖居民最早主要從福建沿海各地遷入，元末以後，馬祖四鄉五島成為閩東地區沿岸居民的移民地，大多過著以漁業為主，農耕為輔的生活型態，為因應生活選擇依山傍水的自然環境，充分利用灣澳地形背山而築，發展成一澳口、一聚落的漁村聚落。因受明清海禁、海防政策的影響，而淪為軍事前哨之發展型態，然而在無政策下，在這個生活空間捕魚、經商、為盜的移民，卻因得到生存的可能，有著與山海相依共存的認同關係。
（二）、軍管時期：軍民共生經濟的認同
1949年國共對峙，國民黨所屬的國民政府退居台灣，將台澎金馬定位為反共復國的基地，馬祖從沿海邊陲漁村小島一躍而與金門成為反共前哨，從此馬祖能與大陸相望的政治現狀，血脈相連的原鄉從此被封鎖。從1958年進入戰地政務軍管時期，直至1994年全面解除，回歸地方自治為止，長達36年之久處於備戰狀態。此時期嚴格實施「戰地政務」政策，對馬祖地區加強軍事建設，漁民出海受到管制，因應駐軍日常需求，則從一級產業轉型為軍事服務導向的產業發展型態。戰地政務管威權體制教化各島的馬祖人要「同島一命」，其實真正的日常生活就是各島軍民的「鎖島一命」，軍人經濟成為當時馬祖人生存不得不的唯一依靠。（陳財能，2010：55）穩定的軍人經濟消費體系，也讓馬祖人開始存了錢，可以送孩子到台灣唸書。在老一輩馬祖人的說法中，這段與軍人與島民的共生經濟關係，是段難以割捨的感念之情。
（三）、後軍管時期：走與不走，認同危機
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及隔年戰地政務解除後，「精實專案」導致駐軍逐漸減少，經濟上失去大量駐軍帶來的經濟來源，馬祖四鄉五島同時陷入焦慮與不確定感。1994年後因「戡亂時期台灣與金馬地區往返申請處理辦法」的實施，入出境管理申請手續較為簡便，管制逐漸減少，地區人民傳統漁撈受軍事限制，產業結構的轉型，完全無法吸納漁、農剩餘人口，加以台灣經濟起飛，就業機會增加等誘因，引發地區長達20年人口大量外移台灣。（陳財能，2010）人口的移出，顯然與脫離戰地政務軍管威權體制及軍人經濟存在因果關係，移居台灣是反抗軍管威權體制的無言抗議，也是追求新經濟自由的主張。留下來的人，多是在經濟許可的狀態下，尚無法說服自己離鄉背井。或者，有的是年老了沒有條件離開。在面對地方認同，馬祖人為了生存選擇離開或是留下來等待機會，發生了認同的危機。（未完待續）
2010馬祖學術論文發表會 馬祖的地方認同與社區動員－推動世界遺產的在地動力 喻肇青 中原大學景觀系教授 吳振廷 中原大學景觀系兼任講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
- 2011-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