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祖列島與海洋環境文化研討會/閩東區域史前文化經濟生活中的海洋適應/(文:鍾禮強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 2012-06-24
 摘要
 考古發掘遺存顯示,閩東區域史前文化分佈在江河岸的山丘或海灣的臺地上。本文通過揭示文化層堆積和出土物分析其經濟生活來源:一直以採捕水生介殼類小動物為主要的食物資源,以漁獵經濟為輔,並有一定的農業生產活動。這些文化遺存中,石器、陶器的形態富有地方特色,是與外界交流的重要內容。本區域的史前文化內涵與南部的閩南沿海,北部浙南的甌江流域,以及臨近海島的同期文化有著相同或相似性,應是文化擴散、傳播的結果。由於特定的環境,制約著當地居民更高層次的社會發展,所以,一直停留在新石器時代。
 主題詞:閩東 史前經濟海洋適應
 本文的閩東區域泛指鷲峰山脈、戴雲山脈以東的閩江流域、霍童溪、交溪及海灣、海島一帶。這裡考古發現的幾十處史前文化遺址主要以貝殼堆積為特徵,均濱臨江海,其分佈線同海岸線大體平行。遺址分佈以閩江下游地區尤為密集。僅閩侯縣境內就發現多處,如閩江北岸的溪頭、曇石山、土地廟山、陳店山、觀音閣山、山前山、檀山和小箬牛頭山等;南岸有莊邊山等;此外,平潭島的殼丘頭、南厝場、西營、祠堂後,霞浦縣的黃瓜山等遺址。這些貝丘遺址是閩東區域極為重要的史前文化,以前曾作過文化性質、經濟形態分析,但隨著資料的豐富,亦有新的認識。本文擬在此基礎上,對於面向海洋的適應及文化交流擴散問題作探討。
 一、貝丘文化遺存特徵與自然環境的互動
 閩東區域的史前文化遺址的文化層主要是由貝丘等堆積起來的,具有鮮明地域海洋性文化特色,正式發掘的典型遺址有殼丘頭、曇石山、溪頭、莊邊山、黃瓜山遺址。
 殼丘頭遺址,位於福建省第一大島海壇島。遺址是一個台(坡)地,海拔4-5米左右。其文化堆積物主要為貝殼,共清理新石器時代貝殼堆積坑22個、柱洞遺跡上百個和殘墓葬一座,出土遺物有石器、陶器、骨器、玉器,海生貝殼(麗文蛤、牡蠣、蜆、小海螺、蚶等),海魚骨骼、海龜和陸生動物遺骨等。1
 1、福建省博物館:《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1年第7期;福建博物院:《2004年平潭殼丘頭遺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2009年第1期。
 2、華東文物工作隊福建組、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探掘報告》,《考古學報》第十冊,1955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四次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12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考古實習隊:《福建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第12期;福建省博物館:《閩侯曇石山遺址第六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6年第1期;陳存冼、陳龍:《閩侯曇石山遺址發掘新收穫》,《福建文博》1983年第1期;福建省博物館《1996年福建考古的重要收穫》,《福建文博》1997年第1期;福建博物院編著:《閩侯曇石山遺址第八次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4年;福建省博物院:《閩侯曇石山遺址2004年考古鑽探報告》,《福建文博》2004年第3期;福建博物院、福建省曇石山遺址博物館:《閩侯曇石山遺址2004年考古發掘簡報》,《福建》
 曇石山遺址,遺址在曇石山山丘上,山頂海拔高度26.7米,相對於閩江水面的高程約為7-21米。文化層分佈厚薄不均,有的厚達3米多,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幾乎都是貝殼堆積起來的。總共清理80餘座墓葬,2條大壕溝,多座陶窯,陶灶和大量灰坑遺跡,出土可復原的石器、陶器、貝器、骨器共約2000餘件,還有大量的陶片、貝殼(蜆、魁蛤、小耳螺、牡蠣)、鱉魚骨及動物遺骸標本等2。
 文博》2010年第1期;第十次發掘未見報告。
 3、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閩侯白沙溪頭新石器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第4期,福建省博物館:《閩侯溪頭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4期。
 4、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閩侯莊邊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1期;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閩侯莊邊山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8年第2期。
 5、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霞浦黃瓜山遺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1994年第1期;福建博物院:《福建霞浦黃瓜山遺址第二次發掘》,《福建文博》2004年第3期。
 6、王靖泰、汪品先:《中國東部晚更新世以來海面升降與氣候變化的關係》,《地理學報》第35卷第4期,1980年12月。
 溪頭遺址,遺址在溪頭村南臺地上,海拔高度約10-15米。下文化層為貝丘堆積,發現灰坑32個,墓葬51座,填土多為“蛤蜊殼”。出土生產工具以磨制石器為主,還有少量骨、貝、陶質工具。貝類、爬行類及哺乳動物類與曇石山遺址相同。3
 莊邊山遺址,遺址位於閩江下游南岸,與曇石山遺址隔江相望,海拔高約25-30米。其文化層堆積以包含大量蛤蜊殼(蜆、牡蠣類)為特點,分佈在遺址上、下層,墓葬和灰坑的填土中。共清理墓葬63座,蛤蜊殼、灰坑70多個4。這些坑一般距地表較深(1.5米以上),包含有大量的陶片、石器、貝殼等。
 黃瓜山遺址,位於霞浦縣沙江小馬村海岸邊一座相對孤立的山丘之上,南部最高海拔50米。文化層分上、下兩層,分佈不均,“貝殼層最厚地方達3米多”。從遺址中發現的大量貝殼、主要是泥蚶、牡蠣、海螺等,還有不少動物碎骨。發現有兩組略有排列規律的柱洞、灶坑、灰坑等。5
 上述資料表明,諸文化遺址不僅在文化層堆積中,包含了大量貝殼,而且在墓葬的墓坑中,灰坑的坑穴內及房基內均填以貝殼及動物骨骼。這些大量的貝殼堆積和動物骨骼是當時人們生產和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們生產和生活都是離不開特定的自然環境 ,所以地理位置、溫度、降雨量、熱量、動植物等條件,總制約著人類的一切生產活動。自晚更新世以來,中國東部的氣候與海面曾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受過三次海侵。第三次海侵大約開始于一萬五千年前,海面上升速度甚快,至五、六千年前達到高峰。以後海面趨於穩定,並稍有下降,加上河流帶來泥沙的沉積補償,海岸線後退。至一千八百年前,海面接近于現代海面的高度,海岸線才逐漸退到現代的位置上6。這種屬於全球性海面的變化,同樣發生在閩東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出現了一系列的水陸變遷,出現海陸位置、植被和動物種群的變化,直接影響著閩東史前人類的生存條件和聚落形態。根據溪頭、曇石山、殼丘頭、莊邊山、黃瓜山等聚落點中共出的動物遺骸鑒定和第四紀孢粉資料的分析:
 約距今8000-6000年間的全新世中期早段,氣溫持續上升,並逐步達到全新世最溫暖時期,高於現今水準,引起大規模海侵。地質鑽探表明,福州盆地存在這一時期的海相沉積厚達30多米7。從福建發現最早的殼丘頭文化遺址位置推測,當時海拔高度要比現在高得多,也就是說當時的海平面要比現在低得多,隨著氣候轉暖、冰川消融,海平面迅速回升。至遲在距今7千年左右,平潭島也開始與大陸分離。
 7轉引自林汀水:《福建地區水陸變遷初探》,《福建文博》1986年1期。
 在距今6000年-5000年間的全新世中期中段,氣候又一度轉寒,就是地質學者研究這一時期出現海退和岸線外展的原因。在殼丘頭下層和灰坑中陸生動物表現為水鹿、梅花鹿、赤鹿、野豬,海生動物有隆頭魚、海龜、須鯨等,沒有明確的屬於熱帶、亞熱帶的種屬,在曇石山下層陸生動物有虎、棕熊,因此氣溫較前一階段低,或接近于現代水準。但當時的植被較現在沿海地區旺盛,這是豐富的野生動物賴以生存的條件。
 在距今5000年-3500年間的全新世中期晚段,氣候再度持續轉暖,氣溫比現在南移若干緯度線。高溫引起的大規模海侵使得福州盆地再度被淹。閩江下游曇石山文化一帶植被十分繁茂。曇石山、莊邊山、白沙溪頭諸遺址附近植被以喜溫的蕨類(鳳尾蕨屬)占多數。此外,熱帶林下植物如裡百屬,水龍骨科以及喜溫的木本植物也各占一定的比例。溪頭孢粉樣塊鑒定同樣顯示出以栲、櫟為代表的南亞熱帶常綠林,伴生旺盛的林下草木灌木、蕨類植被。曇石山中層、溪頭下層及灰坑中動物骨骼所顯示的種群結構為葉猴、鹿、水鹿、牛、家狗、家豬、鱉、象等,黃瓜山遺址哺乳類有麂、豬、羊(未定屬種)等類,是明顯的南方型和森林型色彩濃厚的動物群。其中象今天最北的分佈是在雲南西雙版納,水鹿多分佈北回歸線以南地區,葉猴生活在雲南和廣西南部,估計氣溫至少高於現在2.5度左右,屬海洋性亞熱帶氣候,估計與現在海峽彼岸的臺灣島相似。
 在距今3500-1500年間的全新世後期,出現了又一次的氣溫轉寒期。據有關研究,這一 階段氣溫約低於現在1-2℃,海平面再次下降,之後才趨於穩定。
 可見,自然生態的影響可以為聚落形態的發展提供了重要背景。已經發現的曇石山、溪頭、莊邊山、殼丘頭、黃瓜山遺址都是沿江或沿海灣邊上鼓勵的小山丘或山體前端突出的臺地,背依山、面向江海,自然生態條件十分優越,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為原始居民的生活提供極其豐富的食物來源。
 它們的年代根據考古發掘的層位元關係、文化內涵特徵,結合最近測年資料,8其編年序列為殼丘頭文化(距今5500-6500年間)→曇石山下層文化(距今5000-5500年間)→曇石山文化(距今4300-5000年間)→黃瓜山文化(距今3500-4300年間),前後大體經歷了3000年的發展過程。
 8、林公務:《福建沿海新石器時代文化綜述》,《福建文博》2005年第5期。
 二、從出土遺物看經濟活動的特點
 閩東地區史前文化的遺存中發現除上述貝殼堆積和動物骨骼外,還有多樣化的生產工具,如果按質料分有石器、貝殼器、骨角器和陶器等幾種,按用途分有漁獵工具、農業工具、手工工具等。是認識原始居民開發自然資源的方式,研究其經濟活動的重要標誌1、採捕、漁獵為主的經濟
 由於自然條件的影響,採集和漁獵是閩東史前先民最主要的經濟活動。採集的主要對象——貝殼遍及各文化遺址,其中時代最早的殼丘頭文化遺址,表現在採集的經濟就相當突出,主要文化層的堆積80%以上為貝殼。在第二次發掘的僅12平方米範圍內,就發掘到貝殼經鑒定共有19種之多,基本涵蓋遺址海生貝殼絕大部分種類,這些貝殼動物絕大多數生活在潮間帶的泥灘、沙底裡、海岸岩石縫或礁石上,當時的采貝點應就在附近海灣。在19種貝殼動物中,麗文蛤(Metyix·Lusoyia),占了72.4%,牡蠣(Ostyea·Plicatuia),占12.2%,其數量總和占所有貝殼總數量的84%以上,是主要採食的貝殼動物。曇石山下、中層文化遺址分佈於閩江下游地區,曇石山、溪頭、和莊邊山遺址的底層中基本上都有一層全部或局部為“蛤蜊殼”堆積層,分佈在灰坑、墓葬中可見貝殼占相當大的份量,是當時人們的主要食物之一。經科學鑒定,有蜆、魁蛤、牡蠣和小耳螺等品種,均產于咸水海域。其中較大的牡蠣殼在食用後還大量被加工為生產工具。黃瓜山文化遺址,包含大量的海貝殼和海洋魚類骨骼,表明海洋仍然是重要的食物來源。根據第二次發掘統計,採集至少有15種海貝,其中以泥蚶(68.5%)和牡蠣(28.2%)為主。而泥蚶這時期明顯以小型者居多,這很有可能是人類長期捕撈所造成的結果。9這些貝類往往是堆成小丘,不是自然堆積物,應是當時人們食後遺棄的。如:出土的蜆“兩面殼分開”,小螺“殼缺尾部”,廣口短身的螺“殼在一旁破”,應是人為的剝、敲、吸所致10。
 9、焦天龍:《福建沿海新石器時代經濟形態的變遷及意義》,《福建文博》2009年增刊。
 10、林惠祥:《福建閩侯縣甘蔗恒心聯鄉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察報告》,《廈門大學學報》1954年第5期。
 11、陳兆善:《論“曇石山文化”居民的食物構成與獲取方式》,《福建文博》2004年第3期。
 12、祁國琴:《福建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獸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15卷第4期,1977年。
 在這些文化遺址中,也出土了數量不等的石、骨、陶等質料的箭頭、矛、網墜、魚鰾、釣墜、球、凹石器的漁獵生產工具。箭頭、網墜、凹石器在各遺址中普遍發現。箭頭在漁獵工具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且形式多樣,有柳葉形,棱形和圓錐狀的,也有射殺較強的三棱帶鋌的。可見,弓箭仍然是這時期重要的漁獵工具。網墜是捕魚用的,多以泥質灰陶製作,器身呈橢圓形或圓柱形,兩端各刻一溝槽。矛是刺殺動物的武器,在黃瓜山、莊邊山遺址有少量發現。石球是擲投器,利用河卵石製作,在殼丘頭較多。陶制釣墜僅在黃瓜山所見。還有為數不少的各種骨骼。在殼丘頭遺址出土的海洋魚類骨骼,經李恇悌博士鑒定有石斑魚、隆頭魚及海龜和鯨魚等,說明當時的殼丘頭的居民有一定捕魚的能力;狩獵的陸生動物骨骼較少,主要是鹿類動物,包括水鹿、梅花鹿、赤鹿、麂等,還發現了少量的豬骨,但是是野豬還是家豬尚不清楚;鹿的骨骼相當破碎,有明顯的砸裂痕跡,少部分骨骼曾被火燒過,可能燒烤熟食 。在曇石山下、中層文化的曇石山、溪頭、莊邊山遺址的魚類骨骼中,只在曇石山第九次發掘中出土有少許的魚牙和龜甲片,因此,有學者懷疑當時的捕魚能力有限11,但從各遺址普遍發現網墜來看,應不至於此,或許過去尚未鑒測等緣故。在各遺址都普遍發現大型動物,如曇石山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經鑒定有虎、棕熊、印度象、梅花鹿、犀、水鹿、牛、豬、狗等12,溪頭遺址出土動物種類與曇石山遺址大同小異,其中尤以梅花鹿和鹿科動物數量最多,當是人們狩獵的主要對象;其次豬和狗是家畜,此外還有水牛,這一現象表明當時的肉類食物構成中,飼養與狩獵獲得的比重相當;豬的個體多是年幼,經鑒定其屠宰年齡大都在8-9個月或1歲左右,說明當時已掌握了較高超的馴養豬的技術。黃瓜山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數量不多,未能測試,主要有豬、羊、麂及魚骨,說明狩獵在經濟占一定比重。上述遺址出土的偶蹄類動物的骨骼,多有燒烤或煮食,部分骨骼支離破碎,反映這些動物在獵獲後系被燒烤或煮食。但無論是獵具或獸骨,其數量都不多,估計狩獵經濟在整個經濟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不會太大,只是一種輔助性的食物來源之一,而當時主要以採捕海生介殼類等小動物為主的經濟。
 2、原始農業與蓄養為輔的經濟  在利用經濟向生產經濟的轉化中,定居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從上述史前文化幾個主要遺址的規模看,除殼丘頭遺址面積不上萬平方米外,其它面積都在1-2萬平方米,其文化堆積厚度也在1-2米左右,有的厚達超過3米。在遺址中還發現居住建築、炊事用的灶,取暖用的火塘,陶窯及為數不少的墓葬等等。這些不僅說明當時每個村落居民已有一定數量,已經有著持久的定居生活,而且反映了定居生活的景象。儘管還是處於原始狀態,但如果不是有了農業經濟,如果只是依賴採捕那些介殼類小動物及為數不多的漁獵,要過持久穩定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這裡的貝丘遺址居民在採捕漁獵經濟的同時已經經營農業生產是毋庸置疑的。
 那麼,他們的農業經濟究竟達到何種程度呢?則需進一步研究。我們知道,在農業發展過程中,生產工具品質和數量是衡量生產力發展水準的標誌,而生產力變化和發展,首先從生產工具的變化和發展開始的。
 所有遺址出土有關農業的生產工具並不豐富,種類也不齊全。相對而言,石斧、石錛在各遺址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而石鏟極少見,只曾在曇石山第七次發掘出土1件半成品。不過,用大型牡蠣殼加工而成的鏟普遍發現,且數量多。斧、鏟作為原始農業的墾殖工具,這是傳統的看法。而石錛是手工工具,但筆者認為並不排除用於農業生產的可能,特別是那些較大型的石錛,可作為用於農業生產鬆土的工具。在各貝丘遺址中,還普遍發現用長牡蠣磨製成的工具,除鏟形器外,還有刀形器呈橫長方形,同穿孔石刀形狀差不多,近肩部也多有對穿兩圓孔,估計其用途大體相同,應包括用於農作物的收割在內。此外,在曇石山遺址還有長方形石刀、石鐮形器和牙刀等,也都是同收割農作物有關的生產工具;殼丘頭遺址還發現有穿孔石刀、加工穀物的石杵、石臼及砍砸器,刮削器等;黃瓜山遺址缺乏斧、鏟工具,並且未見有石刀,而石錛尤其多,其數量占石器總量的60%以上。
 從上述工具來看,顯示出農業發展水準是不高的,與從事穀物種植也不相稱。據有關民族學的材料表明,我國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直至近代仍是以當地盛產的竹、木為材料加工而成堅硬尖銳的竹棍和木棍做主要的農業工具之一。13據《續修臺灣府志·番社風俗》載,距今一二百年前,臺灣高山族還“將堅木炙火為鑿以代農具”。上述各遺址缺乏大型石質或骨質的農具,因而木質或竹質農具可能也被廣泛應用於農業生產,只是易腐爛,難於保存和發現。
 13、林耀華:《原始社會史》,中華書局,1984年,第231頁。
 14、鐘禮強:《曇石山文化原始居民的經濟生活》,《廈門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15、鑒定結果是作者與焦天龍教授交談中獲取的資訊。
 16、焦天龍:《福建沿海新石器時代經濟形態的變遷及意義》,《福建文博》2009年增刊。
 到目前為止,殼丘頭遺址尚未發現農作物的種子,第二次發掘過程中曾采土樣進行植矽石分析,但未見結果。看來殼丘頭文化的居民主要以海洋捕撈為生,海洋經濟是主要的經濟形態。曇石山文化遺址過去從出土物中,發現了較多的收割工具,我們曾預示穀物種植已開始,14被2004年曇石山遺址第九次發掘所證實:出土於G104遺跡中的填土堆積進行了篩選和水浮選,結果浮選出2粒已炭化的穀物。經鑒定,其中1粒確定是人工栽培稻。15曇石山、溪頭、莊邊山文化遺址分佈在閩江下游兩岸,當時應該是位於古海岸邊上,海洋依然是原始居民重要的食物來源。然而,從出土的農業工具較齊全,人工栽培水稻出現,在動物骨骼中,其中的家豬、家狗多於野生動物來分析,人們在駕馭自然方面已經有了較大的飛躍,原始農業生產已成為不可缺少的經濟來源。水稻已成為先民的食物來源之一。過著採捕為主,農耕蓄養為輔的經濟生活。黃瓜山遺址在2002年的發掘中,分別提取了各層的土樣進行孢粉、植矽石的分析與測試,採用了篩選和水洗方法。在黃瓜山晚期地層中發現了炭化的大麥、小麥的種子,在早期的地層中發現了6粒炭化的水稻穀粒——秈稻。16在出土的動物骨骼中,家豬的數量占25%以上。一般地說,家畜的飼養是用農業經濟有密切關係的。這些跡象表明,黃瓜山文化居民的農業生產經濟活動已占一定的比例,多元的經濟形態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然而,黃瓜山遺址地處海岸,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貝丘遺址,包含大量的海洋貝類,魚類骨骼。從出土的生產工具看,缺乏必要的農業工具,其種類還不及曇石山遺址。說明了海洋生物仍然是主要的食物來源。
 上述貝丘文化遺址從殼丘頭——黃瓜山,前後經歷了3000年的發展,在經濟形態上一直與海洋相適應,自然資源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當地先民賴以生存的主要對象。生產和生活的諸多方面承續發展,並沒有出現質的飛躍,這都與優越的自然生態環境息息相關。
 三、從文化遺存詮釋與周鄰海域同期文化關係
 閩東地區史前文化諸遺存有著顯著的海洋文化特徵,這裡的海洋文化特徵不僅是指懂得利用海洋資源進行如捕撈貝殼和魚類的生產活動,更重要的是面向海洋,隨時間的推移向沿海及海島地區擴散傳播,呈現出相似的聚落形態和文化特徵。
 早在距今年代約5500-6500年的殼丘頭文化遺址,其陶器以夾砂陶為主,盛行圜底器和圈足器,拍印紋飾中以麻點紋、繩紋、條紋,利用貝殼邊緣的自然紋路壓印在陶胚上的貝印紋的紋飾特點,還有凹石器等17。這些特點同樣在臺灣的大坌坑文化遺址(距今年代約4000-7000年之間)、金門富國墩遺址(距今年代5500-6500年間)均有所見,18還有溪頭下文化層的部分陶器紋飾,飾蓖點紋、貝齒紋(用貝殼邊緣壓印的)等,“在金門富國墩、平潭南厝場……等處貝丘遺址都曾發現”19。
 而金門的金龜山和浦邊遺址20與富國墩遺址同在小海灣的丘坡地,其文化內涵有相同的文化屬性。金龜山遺址發掘報告稱“所佔據期間有兩階段,大約距今7700-5700年之間是第一階段,大約距今5700-3400年之間是第二階段”。這些側年標本與文化遺物的共存關係尚未描述,從所謂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陶器特點基本相同,所以我們懷疑測年標本其實際年代應與富國墩相當。出土的素面紅陶和紋飾中的指甲印紋、細繩紋和利用貝殼邊壓的壓印紋,其特徵與殼丘頭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應受其影響;浦邊遺址的年代為“距今4570-3575年之間”,筆者認為也偏晚。陶片大多數是紅色系列的夾砂陶器,質軟易碎、火候不高、器形以圜底器為主,紋飾有細繩紋、波浪紋和貝殼邊印紋,明顯與殼丘頭文化有相同因素。至於出土的灰黑陶和淺黃色陶片,飾亂平行紋、交錯條紋、網紋等,應與曇石山文化有密切關係,受其影響。它們處於相同的生態環境,相似的聚落形態,又有相似的文化因素。發現於漳州市的覆船山遺址,據尤玉柱主編的《漳州史前文化》一書(第69-70頁)記述,陶片有夾砂紅陶和夾砂灰陶,器表粗糙,陶質鬆軟,陶器上的貝齒紋極為相似,壓印的方法也相同,年代相當。這種特點極有可能殼丘頭文化直接傳播去的。可見,殼丘頭文化廣見於我國東南沿海及海島。
 17、福建省博物館:《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1年第7期。
 18、張光直:《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語族起源問題》,《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1期。
 19、王振鏞、林公務、林聿亮:《閩侯溪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次發掘》,《福建文博》1983年第1期。
 20、陳仲玉:《福建金門金龜山與浦邊史前遺址》,《東南考古研究》第2輯,廈門大學出版社。
 曇石山下層文化,陶器特徵以紅陶為主要陶系。在陶器裝飾上,罐類器頸部、或釜下腹常有凸棱,並在凸棱上壓印指甲紋、平行斜線刻劃紋,器物表面則常見印的堆紋和凹點紋(短線豎籃紋)的裝飾方法,與詔安臘洲山遺址有些相似21。臘洲山遺址陶器中以器物腹部上的附加堆紋,罐口沿、頸部施的刻劃紋、指甲紋為典型,與曇石山下層文化有著共同的時代特徵,都是海貝作為食物的重要來源。很可能臘洲山遺址文化是在殼丘頭文化,或在曇石山下層文化影響下產生的,是同一個大文化圈的不同地方相。
 21、尤玉柱主編:《漳州史前文化》第70-7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22、鐘禮強:《曇石山文化原始居民的經濟生活》,《廈門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韓起:《臺灣省原始社會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
 23、鐘禮強:《曇石山文化原始居民的經濟生活》,《廈門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韓起:《臺灣省原始社會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
 曇石山文化時期及其以後,考古學文化的互動交流關係更顯得十分頻繁。繼續不斷地與臺灣海峽之東臺灣島有密切關係。現以同時期的圓山文化、鳳鼻頭文化為例。曇石山文化和臺灣圓山文化遺址的文化層中多包含大量的貝殼,出土了不少與漁獵有關的器物。圓山貝丘還發現重達1公斤上下的大石網墜,表明當時已能使用大網到深水中去捕撈魚類,構成海洋文化的顯著特點22。從類型學觀察,圓山文化遺址所出有段石錛與曇石山文化的溪頭遺址下層的有段石錛很相似,而曇石山文化起始時間要比圓山文化(距今3410-4510年)為早,因此,圓山文化有段石錛很可能經曇石山文化傳入的。陶器以陶片為大宗,通過復原辨認主要器形有罐、碗、壺、缽等,是曇石山文化常見器,兩種文化都盛行圜底器和圈足器。陶器表面裝飾上,圓山文化有帶狀紅色塗彩,其中卵點紋與曇石山、溪頭所出的極為一致。而且彩繪位置也相同,兩地地理環境、自然條件相似。曇石山文化與圓山文化在文化內涵上又許多共性,有可能前者影響後者,總之,彼此關係密切。從現有的資料看,鳳鼻頭文化遺址的活動區域特點和曇石山文化遺址相同,選擇在靠海沿江溪兩岸的低山丘陵地帶23。兩文化遺址的關係突出表現在陶器上,主要器形均有罐、壺、碗、盆、豆等。手制的陶器均採用泥條盤築法,然後用手或者陶拍抹平。除素面磨光外,施加的紋飾有繩紋、刻劃紋、附加堆紋、圓圈紋、鏤孔和彩繪等;從彩陶看,兩地彩陶的共同特徵,都以直線、折線、卵點等幾種簡單的基本線型組成彩陶紋飾,以紅彩陶為特徵。連具體的花紋圖案也相同,如曇石山中層和溪頭下層富有特色的紅彩卵點紋(鹿紋),溪頭早期墓葬的泥質赭陶上繪的紅彩條紋及勾紋,在鳳鼻頭中、下層遺址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彩紋。鳳鼻頭上文化層遺址中彩陶都是以深棕或深紅色彩繪,同時出現黑彩紋飾,有填充三角紋、平行直線紋、人字紋(雁形紋)、雲紋等;在閩東晚于曇石山文化的遺存中則普遍發現。如曇石山上層、莊邊山上層、黃瓜山遺址中都有出現,而且彩紋多樣,普遍以線條構成的幾何形圖案,以黑赭色為特點,常見的有方格紋、寬頻紋、豎條紋、網格紋、雲雷紋、曲折紋、斜線三角紋等。可見,兩地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彼此交流影響。鳳鼻頭文化“出現的時代是西元前3000年到西元前2500年左右,與曇石山文化相當”24。從發展進程看,曇石山文化彩陶遺存代表了海峽西岸一個自成源流的文化傳統核心,鳳鼻頭文化的彩陶發展比曇石山文化晚,很可能鳳鼻頭文化的彩陶是受曇石山文化的強烈影響之下產生的。與此時,曇石山文化遺存向內陸沿海南、北擴散。
 24、張光直:《新石器時代的臺灣海峽》,《考古》1989年第6期。
 25、福建博物院、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福建東山大帽山貝丘遺址的發掘》,《考古》2003年第12期;福建博物院:《福建東山大帽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福建文博》2006年第4期。
 26福建晉江流域考古調查隊:《福建晉江流域考古調查與研究》,第233-280、196-214頁,《科學出版社》,2010年;陳兆善:《福建南部沿海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遺存》,《福建文博》2008年第2期;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雲霄縣尖子山貝丘遺址調查》,《考古》1990年第6期;鄭輝:《雲霄縣尖子山貝丘遺址》,《福建文博》1988年第1期。
 曇石山文化遺址與閩南沿海地區年代相當的大帽山遺址,文化性質類同。大帽山遺址地處東山海島,該遺址經兩次發掘25,文化層由貝殼堆積而成,採集的海貝達30種之多;發現的海生魚類骨骼絕大部分是鯊魚、也發現有海豚和鯨魚;陸生脊椎動物主要是鹿類遺骨;表現出很強烈的海洋經濟特徵。同時,狩獵也是重要的食物來源活動之一。其文化內涵與曇石山文化諸遺址文化內涵大體一致,在陶器方面,兩者器類組合都是有罐、釜、豆、盆、器蓋、紡輪、盤等,器物造型類似,盛行圜底器、圈足器,器表裝飾有拍印紋,以繩紋、刻劃紋等最常見。所不同的是大帽山遺址夾砂陶所占比例大於曇石山遺址。大帽山遺址陶器表面和陶胎的顏色多不一致,往往一件器物上出現紅、黃、灰、黑、褐多種顏色,以紅褐陶為主;而曇石山文化諸遺址的陶器以灰陶為特徵;在經濟形態上,曇石山文化遺址有了原始農業,而大帽山遺址不見有農業跡象。這些不同的陶器特點恰與殼丘頭——曇石山下層文化相仿,或許反映了大帽山和曇石山一樣,有共同淵源關係,來自於殼丘頭——曇石山下層文化。
 閩南沿海地區在年代上晚于曇石山文化、相當於黃瓜山文化的貝丘遺存發現不多,主要有惠安的音樓山、蟻山,晉江的庵山,漳州雲霄的墓林山、尖子山遺址。26這些遺址文化內涵相似,音樓山相對豐富,具有代表意義。音樓山遺址發現有幹欄式建築的柱子洞遺跡,生產工具有石器、骨器、貝器和陶拍,石器主要是石錘(凹石)、個別石錛,骨器有骨鑿,貝器僅見貝鏟,表明生產工具不發達。堆積中有大量的貝殼和動物骨骼,未見有農業的痕跡。生活用具為陶器,器類較小,可辨的主要以釜、罐、壺、甗形器、支座為主,另有少量缽、豆和器蓋。陶器裝飾以拍印為主,施衣為輔,還有點彩紋、戳印紋、刻劃紋。這些特徵反映出音樓山遺存相對單純,但是,與黃瓜山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尤其是陶器的陶質、陶色、制法、器類、紋飾等方面有共同的因素。音樓山遺址的陶釜、甗形器上腹部與黃瓜山遺址同類器很相似;紋飾方面如:葉脈紋、曲折紋、柵籬紋、雲雷紋、方格紋、交錯條紋,陶器素面的施衣現象等在黃瓜山文化遺址中都有所見,且都有彩繪陶。不過,黃瓜山遺址的彩繪陶用線條組成的幾何圖案多變。這些特徵表明音樓山遺存與黃瓜山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音樓山的年代據C14測定,最早距今約3500年,有認為已進入青銅時代27,但從文化因素比較看,大體與黃瓜山文化同時,或者稍晚一些,亦有可能是黃瓜山文化擴散到此。
 27、福建省晉江流域考古調查隊:《福建晉江流域考古調查與研究》,第285頁,《科學出版社》,2010年。
 28、台州地區文管會等:《浙江仙居下湯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87年第12期。
 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30、蔡鋼鐵:《溫州好川文化遺址的內涵特徵和地理環境》,林華東主編:《甌文化論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3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溫州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甌江區文博館:《浙江甌海楊府山西周土墩墓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11期。
 3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南飛雲江流域青銅時代文化遺存》,《東南考古研究》第2輯,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
 33、浙江溫州市文物管理處:《平陽、蒼南古文化遺址調查簡報》,《東南文化》1991年第1期。
 曇石山文化、黃瓜山文化向內陸沿海北部擴散路線應經馬祖、洞頭、玉環等島,最終到達了浙南地域甌江流域。
 閩東、浙南地域相連,從所發現文化遺存來看,曇石山文化、黃瓜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在浙南地域不斷發現。如:仙居下湯遺址28石器中出的小梯形錛、橫剖面呈三角形弧背錛、平面柳葉形無鋌的石鏃是曇石山文化最富特色的石器;陶器中侈口束頸釜、罐、圈足鏤孔豆等與曇石山下、中層文化同類器很相似。泥質灰陶器及器表紋飾的繩紋、籃紋、條紋、麥穗紋等又是曇石山文化的陶器特點。遂昌好川遺址墓地29的折腹陶壺、陶簋、青灰色印紋硬陶圈足罐與曇石山文化諸遺址的同類器造型相似。這些現象表明曇石山文化已經傳播到此地。
 在溫州老鼠山、下龍山、臥旗山30、楊府山遺址31,泰順的獅子崗32、平陽龍尾山33等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遺址;這些遺址的聚落多分佈在沿江地帶。出土的石器器形較小,以小型石錛、精磨的石鏃為特點,還有橫斷面呈圓弧三角形(背面凸起呈弓背)的石錛、平面呈菱形的有鋌石鏃。陶器器形以深凹圜底器為主要特點,出現橙黃陶、幾何印紋硬陶,彩陶多見施黑彩,還有條紋著黑陶。這些文化因素與黃瓜山文化基本一致,也應是黃瓜山文化傳播去的。說明它們之間關係極為密切。
 在閩浙附近的島嶼中也發現曇石山文化、黃瓜山文化先民的蹤跡,分別在馬祖群島、洞頭島、玉環島發現。馬祖群島位於閩江口外海與閩東沿海的長樂及連江黃岐半島隔海相望,相距約10公里。2001年在這裡發現了熾坪隴遺址34,經兩次發掘,從文化內涵看,顯示出曇石山文化、黃瓜山文化的特點。如石器中,平面長方形、單邊刃的常型石錛、是曇石山文化中的常見形態;而背面凸起呈弓背的“弓背”錛、穿孔石戈、凹石器卻是黃瓜山文化的特點。唯打制的尖狀器,且數量多是當地的特點。在陶器中,未有完整或可復原的器物,從陶片刻看出以圜底器和圈足器為主,陶器表面的裝飾有拍印、刻劃、戳印、以及抹光施衣等多種手法。拍印紋飾主要是繩紋,刻劃紋飾以長短線組成,戳印成排戳印而成。這些特點在曇石山下層文化和曇石山文化遺址中均由突出的反映,當屬於曇石山文化範疇。而陶器表面裝飾上,施黑赭衣以及用線條構成的幾何形黑赭彩現象以及大量橙黃陶的出現,更是黃瓜山文化的顯著特點,當屬於黃瓜山文化範疇。所以,熾坪隴遺址的文化內涵應包含曇石山文化和黃瓜山文化。該遺址文化堆積層較薄,且不連片、出土物早晚混雜的現象,說明並非當時人們穴居之地很可能屬於福建沿海史前人類的中樞站。洞頭島位於溫州灣東南約50公里的海面上,1987年在洞頭島九畝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存35,此遺存發現的長方形橫斷面呈等腰三角形石錛、扁平柳葉形石鏃等生產工具與曇石山中、上層文化同類器很相似,反映出曇石山文化已經向閩江口北部沿海傳播。玉環島位於隘頑灣和樂清灣之間,約1公里寬的漩門港把大陸與島嶼分離。這裡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物普查中發現三合潭和環西遺址36,在大量的石器、陶器、青銅器遺物中,其中有黃瓜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非常典型的豬嘴形陶支座。也說明了黃瓜山文化順海灣向北開發海洋資源中留下了足跡。這些沿海島嶼,既是大陸文化向海洋地區拓展的目標,也是連接廣大內陸與東南海域、太平洋地區的文化紐帶和橋樑。
 34、未見發掘報告。引林公務:《關於馬祖熾坪隴遺址若干問題的探討》,《福建文博》2008年第4期。
 35、方加松、古成崇:《浙江洞頭島九畝區新石器時代遺存》,《考古》1991年第9期。
 36、台州市文管會、玉環縣文管會:《浙江玉環島發現的古文化遺存》,《考古》1996年第5期。
 四、結語
 綜上所述,閩東地區史前文化不斷從海岸環境適應到海洋環境適應,並逐步變遷、擴散、發展。眾所周知,“如何走向海洋”這一問題的先決條件應有水上交通工具。但考古資料至今尚未提及諸如獨木舟、船之類的實物標本,不過從發現的海洋魚類食物和漁獵工具來看,應該有了水上交通工具:殼丘頭文化遺存出土有石斑魚、隆頭魚、鯨魚、海龜的骨骼;大帽山文化遺存出土有鯊魚、海豚和鯨魚的骨骼;曇石山、黃瓜山文化遺存亦有不少深海魚類骨骼;圓山貝丘遺存還發現重達1公斤上下的大石網墜(捕魚網附件)。從上述遺存中深海生物的豐富性和網墜的重量可推測當時已利用舟船進行捕魚亦可作為交通工具。那麼,如何製作舟船呢?史前文化主要的手工工具之一——石錛在海峽兩岸遺址中很多見,一般認為用於幹欄式建築的木作工具,當然也可用於製作簡單的舟船等海上交通工具。大帽山文化遺存出土的石錛,“其原材料絕大部分來自澎湖群島”37,表明當時人們已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可以穿越臺灣海峽。
 37、焦天龍:《福建沿海新石器時代經濟形態的變遷及意義》,《福建文博》2009年增刊。
 38、臧振華:《中國東南海岸史前文化的適應與擴張》,《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3期。
 39、焦天龍:《福建沿海新石器時代經濟形態的變遷及意義》,《福建文博》2009年增刊。
 閩東區域史前文化的海洋適應與擴散,應是受特定的自然環境影響。從地理環境來看,鷲峰山脈、戴雲山脈阻隔了其與閩西北區域的文化交流;武夷山山脈阻隔了中原及長江中下游文化的侵入。由於重重山脈的阻隔,造成了閩東史前文化與內陸地區同期文化難以互動,所以,必然選擇向海洋發展。他們以漁獵和採集海岸邊緣的生物資源為生,輔以原始農業和畜牧業,前後經歷了3000多年的發展歷程,尚沒有質的飛躍,始終沿著海岸線移動或遷徙聚落。正如臧振華先生在分析南島民族擴散原因時所言:“面對開闊的海洋,不但便於熟悉海洋資源和航海技術,而且亦易於廣泛接觸到外來的訊息……當某種自然或社會經濟因素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時,便很容易促使他們放棄原來的居地,朝向廣闊的海洋環境中找尋新的天地。”38正是這樣,他們面向海洋,傍著海洋,不可避免的存在著或強或弱的依賴關係。隨時間的推移,向沿海或南或北方向及周鄰海島一波一波擴散,有的甚至放棄原來的聚落,開闢新天地。例一:殼丘頭文化後期,可能由於自然生態環境的改變,一部分人為了持續海島生活,放棄了已有的原始農業活動,長途跋涉到物產豐富的東山島嶼開發,發展為大帽山文化;留下的居民沿閩江而上,到了今天的閩侯境內,發展為以曇石山遺址遺存為代表的後續文化。例二:黃瓜山文化主要分佈在閩江口到浙江南部的甌江口一帶的海岸地帶。根據焦天龍對泥蚶大小的對比,“發現晚期的泥蚶明顯以小型者居多”39估計到了黃瓜山後期,或許人口的增多,或許人類長期捕撈所造成的食物貧乏,當地原始居民可能經馬祖島嶼中樞站向閩南沿海擴散,音樓山文化是典型代表。這裡尚未發現農業痕跡,不過氣候溫和濕潤,動植物繁多,有著豐實的海上資源,可以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或許天然食物來得更容易,因而,習慣靠海生活的居民放棄了農業。
 總之,閩東區域史前文化的原始居民,在經濟生活中與海洋相適應,受益于優越的海洋環境,充裕富饒的海洋食物資源提供了生活保障。但優越的自然環境阻礙了人類創造力,抑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儘管出現了原始農業,但發展受到了限制,社會難以向更高層次轉變。因而,一直停留在新石器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