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的人才「運用術」，一言蔽之，就是「領導統御」的關係。宋代名政治家兼文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認為：「取士之道，當以德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中，其次藝能：：：。」在他看來，「選用人才」的重要原則，應該把「德行」的考核放在首位，然後是「經術」，其次是「政事」，最後才是「藝能」。這種以「德行」為重的說法，事實上也「反映」了古代選用「人才」的「傳統思想」。而唐代名臣「杜佑」也指出：「若以德行為先，才藝為末，必敦德厲行，以儜甲科。豈舒俊才，沒而不齒，陳是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依筆者「淺學」譯為：用人之時，如果以「品德節操」為首要標準，把「才能技藝」列為其次，必定會使人們「加強」身心修養，「勤奮」向學，以「榮登」科舉考試最優秀之列。如此一來，「俊才」就不會遲遲不能發揮「才華」，受到「埋沒」而不被「錄用」；通過排列「比較」這些人才，「選取」拔尖的人加以「善用」，一定會使許許多多人受到「鼓舞」，進而被「吸引」，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因此，在「杜佑」的說法，主要是強調，應該以「德行」為科舉取人的「根本」，認為「才藝」僅僅是次要的審核標準。朋友：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們再看「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在「隆中策」中，預見天下三分，充分顯露了他的「智慧才幹」，後來「鞠躬盡瘁」效忠蜀漢，更展現出他的「高風亮節」情操，他個人「行徑」如此，在他選用「人才」時也是以「德才兼備」做為準則。「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曾向蜀漢後主劉禪「上疏」，即有名的「前出師表」。在他疏章裡「強調」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喜歡閱讀歷史的朋友們，應該從「史料」中，都知道「桓帝」與「靈帝」都是東漢末年的皇帝，兩人都「寵信宦官」，重用「外戚」。而任由宦官外戚「專政」，兩派人馬「互相傾輒」之下，「朝政腐敗」而「民不聊生」，社會動盪不安。造成後來「群雄」並起，相互攻伐，從而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在諸葛亮上「前出師表」之時，劉備已經病逝白帝城多年，他悉心「輔佑」後生。因此，在出師北伐之前，「總結」了前漢與後漢的「經驗教訓」。藉以「告戒」後主劉禪，不要「親小人，遠賢臣」，而要「親賢臣，遠小人」，唯有如此，才能使蜀漢「興隆」，進而消滅曹、魏，「光復」漢室。朋友：綜觀古代的「用人哲學」與現今的「時勢潮流」，新時代人「選拔人才」的明智作為該當如何？依筆者個人「才疏學淺」的認為，應有三項的抉擇之標準，當然首要「品德」，次為「器量」，後為「才幹」。謹析述如下，其一：「品德」即剛真「無私」，忠誠「廉潔」，但不能只為「庸碌無為」，如果無人「誹謗」也無人「讚揚」，那就稱不上是「人才」。其二：「器量」指能夠「虛懷若谷」地接受「正確」的意見，以「寬闊」之心容納「賢才」，而不能只是「城府深沉」，喜怒不行於色。其三：「才幹」是指「才華洋溢」，充滿「智慧」，能夠隨機應變，而不是「口齒伶俐」，只會賣弄「小聰明」的狡詐之徒。只有這三項標準兼顧，才能選出真正的人才。否則，即使有「精明」的頭腦，過人的「才能」，也不宜委以「重任」的。若不慎擇用「有才無德」之輩委以重任，他使用之「幹部」，必傾向「物以類聚。」當然，其後果對「主政」者影響弗大而深遠。因此，要成就一番「豐功偉業」的領導者，「擇用」重要「核心」幕僚或「主管」時，若無法一時覓得「才德」兼備人才，至少，選用「有德」中庸之才。雖然「他」可能無法提出您「卓見」，為您分勞解憂，但是他必能「有德有守」而讓您無「後患」之憂。而一般身在「職場」或從事各行各業的朋友們；更須「就近有德」之士，而「遠離喪德」之輩，以免身受「誤導」影響您我一生。朋友：不知您是否同意我以上的「淺見」？
「浮世心得」論：成功領導者，要親賢者而遠小人！／丘吉幹
- 2003-0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