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云：「知已知彼」，甚至於古訓所言：「知人則哲」，見人看人，有的閱歷萬千，但仍然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因此識人觀人似乎很難，尤其是處於：「人定勝天」以及「事在人為」的現代，儘管有昌明的科技，甚至於電腦分析人，但是總不能見其真相。
中國文化傳統最悠久，先賢們轟轟烈烈的多采多姿事蹟俯拾即是，在一切治事處世都以人做為基本的中國人，承先啟後的庭訓，莫不以親近賢能、遠離妄惡，而且以「知人善任」為人際關係的典範。
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方法，在於增進彼此的認識，由陌生進入朋友，由朋友而稱兄道弟，甚至於男女之間結成終生的伴侶，有的即認義父母、義子女等，形成現代社會的親朋、夫妻等關係。
在提倡復興固有文化聲中，先賢們有很多知人、取人、用人、觀人的種種寶貴經驗，從這些良風良俗遺留下來的事蹟，雖然時代一直在進步，人們面對日新月異的世事與人情當中，難免在潛意識裡產生先賢的風範，而激起中國人獨特的氣息，以先賢觀人的經驗，用來觀著今天的現代人，雖然不能完全看中，但是相差必不會太遠。
所以在「先賢觀人術」，打算以容貌、說話、才能、品行、年齡、學問、個性、家世等幾個單元來摘要敘述。
聖賢說人才
孔子把人才分為二等四科：二等即是指橫的「君子」與「小人」，至於縱的四科即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
到了孟子，即把人才分為五等：「性之、身之、假之、陷溺、梏亡。」
荀子即把人分為四等：即「國寶、國器、國用、國妖。」
後來班固即有「古今九等人表」，至司馬光即進一步把孔子的「君子、小人」分為：「聖人、君子、小人、愚人」等四種。
分科方面除孔子的四分科以外，有漢朝宰相的「四科辟土」，郡國時代即以「秀、考、察、舉」，到了唐朝的科制，卻多達六、七十種。
如商鞅的「六蝨」，韓非子的「五蠹」，也都算是論人評等的言論。
直到三國魏劉劭撰寫「人物志」，才把人分為：「中庸、德行、偏至、依似、間雜」等五次等，而分別人才為：「法家、清節、國體、儒學、雄傑、術家、臧否、伎倆、文章、智意、器能」等十一種，算是確定了專才的模範。
要之，先賢觀人的學問，可以說得自聖人孔子，因為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如此以眼視目觀來考察，便知道其人哩。
先賢觀人著作
人是萬靈的動物，天生我才必有所用，人人智慧雖然參參差差不一，但是只要是人的話，必定有其才能。
過去我國古代差不多都是處於「人治」的時代，因此在人治之下，用人取人是否得當，影響國計民生至大，所以觀人的秘訣便成為聖王名臣名將的心傳了。
先賢觀人的著作計有：
一、逸周書「官人解。」
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
三、哀公「問五義。」
四、呂氏春秋「季春紀論人。」
五、三國魏劉劭著「人物志」（計三卷十二篇。）
六、宋謹著「古觀人法。」
七、周煌著「觀微篇」
八、張森楷著「通史六鑑。」
九、何仲簫著「觀人稽古錄」：：：等。
前列張森楷的「通史六鑑」，係把人分為：「君鑑、相鑑、將鑑、吏鑑、士鑑、女鑑」等六種。
至於何仲簫更加在「觀人稽古錄」，將人分為：「知人之難，自知與知人，以取人，以言之取人，以年取人，以籍貫取人，以個性取人，以情取人，以志趣取人，以學、習嗜、智、能、才、心術、品行、德、才德輕重辯，用人之道」等，分成十九篇，對於古人觀人有獨到的見解。
識人至難
俗云：「一將功成萬骨朽」輝煌的成果以及偉大的將領，在在必須有成千成萬的士兵埋骨，方才能夠建立勝利的凱旋，和出現叱吒風雲的將軍。
又如台諺云：「眾人扶必大，自己扶不大。」意思是說大家扶持才能大起來，如民選代表不就是眾人所選舉出來的嗎？自己說大必不大，變成「自大」，惹人討厭極啦。
看人識人，這是做人處事的基本條件，但是識人容易，知可就困難重重；因為憑個人的主觀來看人，不一定認識透澈，問題在於主觀太強，況且主觀的標準，智慧又自千差萬異，再加上意氣、成見、感情的作祟而有蒙蔽情事。
只是綜觀古今聖賢偉人，其待人接物，知人識人，莫不恰到好處，換句話說他們已經突破知人識人的困境，方才獲得天時地利人和，脫穎而出。
蘇軾有一首詠廬山的詩云：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靜物傑作的名山，尚且看不出真相，何況是身為動物的人呢？「當局者迷」，身置朋友、人們當中，往往只看一面，而人們在人面前，常常裝的一幅道裝，受蔽與自蔽在所難免；就像聰明如諸葛孔明，尚且看不出馬謖，甚至於篤信如曾母，尚且不能全知曾子，可見知人識人是何等的困難哩。
先賢觀人術／石隱
- 2006-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