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陣子我們喜歡去忠烈祠，那是在高三末期。常常是星期六傍晚，我們巡行中山北路繞過圓山，然後到達目的地。當時最常搭的是十七路公車，記憶最深刻的是它的疏朗，尤其是過了圓山一站，車廂中空曠地只剩下我們。而沿途的行人更少，令人有一種從閉塞中走出的，舒展的感覺。
那地方平常遊客極少，四周除了軍營沒有住家，也就沒有尋常百姓的煙火氣，有的只是一車一車的觀光客，夾著英語、日語、馬來語等等不同於我們的嘈雜。
背著帆布書包，穿著百褶裙的我們，似乎是被世界遺忘的，這卻是我們喜歡到彼處的原因之一。那段日子特別厭惡文字和符號，彷彿每天重覆做的，只是將它們全部吞進胃袋，再一一序列地吐出，並且不能咀嚼，否則吐出來的就不完整。周遭的人，言語或者眼光，都在促著我們，彷彿那是我們不能改變的義務，走一條不同的軌道。
另外，讀到中國近代史，我們接觸的卻大部分是天文數字般的賠款和割地。這樣的情節加在倒數計時的日子中，份外覺得彼此的心情和傷痕纍纍的中國如此靠近。有一回，唸到義和拳，我發現自己竟荒謬地，有一種隱隱的期待。於是，從革命到北伐到撤退，無一不是慷慨激昂的情懷。這是當時全部的近代史了，薄薄一冊，適合成為考場上的祭品，然而我們，卻放進了許多真心。這成了去忠烈祠的另一個理由。
我們曾經沿著左邊的迴廊，慢慢地繞它一圈。關於每一幅圖片，每一座銅像的文字，用崇敬而近乎虔誠的心情閱讀，未曾遺落。曾經，我們之中有人發下宏誓———非軍校不唸。「木蘭從軍」從北朝樂府民歌蛻變成一種榮譽的象徵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日單一而純粹的情感是多麼可貴，只可惜，在我們心中支撐的，不過是片段而單薄的歷史知識而已。
最後一次，我們額前覆著好看的瀏海，用一種嶄新的身分去忠烈祠時，是準新鮮人的暑假。逢旅遊旺季，廣場前停了許多遊覽車。如同往日，我們從左邊的走廊開始，是熟悉的路線，但比往日熙攘。經過一座座銅像，如滑過每一個小站，然後我們停靠在一張大圖前面，詳閱。
「妳們，相信這個嗎？」從我們背後突然伸過一隻手掌，指著前面的「十次剿匪圖」。低沈的男聲。
我和暉驚詫的回頭，兩名文質彬彬而略帶黝黑的青年，在我們身後佇立。他們先露齒笑笑，說：「我們是新加坡的大學生，隨旅行團來玩的。」難怪口音有點特別。
「妳們真是相信這個圖啊？」馬上又是沒頭沒腦的問話。我皺一皺眉。
「為什麼不？」暉不悅的答道。
是啊，為什麼不？從爭民主的坎坷歲月，到忍辱負重，尤其是剿匪，背負的黑鍋還不夠嗎？這種懷疑的態度真可恨。我立刻回想老師說的，有人在海外不斷破壞我國形象，更改史實，原來，就是這幫人。
「有什麼不對嗎？」我說，不甘示弱的。
「哦，沒有。」他們宛若察覺自己的唐突，欠欠身，和緩問道：「能聽聽這些過程嗎？」
「當然，這是……」我和暉同時開口，然後看看對方，看看圖，覺得機會到了，在腦中浮現的卻儘是密密麻麻的複選題，（Ａ）……（Ｂ）……，我們掌握的過程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軍在某處，戰勝；某年某月某日……，敗仗，某年……過程是……？我首次深深思索曾有的歷史知識和教育，暉卻早已滔滔說起：「那時，我爸說……」不愧是軍人子弟。
他們只是靜靜站著，面部有某種「早就料到會說這個」的表情，感覺上不過是在找我們做印證，並不是真要答覆。這種洞悉觸怒了我，便示意暉停止說解。
「你們很忌諱說這個，是吧？」很曖昧的。
「什麼？」
「政治啊！你們很忌諱吧？」
「哪有？」說實在，當時我們並不真正瞭解他們所指，有點疑惑，只能像個呆子般的應答。
「我了解，我了解，」他們揮著雙手，很善體人意的：「不問了。」
這時傳來一陣尖銳的哨音，他們表示該上車了，但是有些遺憾，因為覺得談得不夠盡興等等，甚至寫下了飯店的名稱和電話號碼，希望隔天下午我們能和他們聯絡。
「我們會的，」我突然脫口而出，「因為你們對我國誤解太深了。」
他們走後，我們彼此懊惱著剛才不夠伶牙利齒，而我的心中除此之外隱隱有著莫名的困惑，彷彿一團迷霧淹漫遍野，又似乎風吹即散。這些問題不是我們自己可以解答的，但是，明天一戰，豈可敗陣？
從圓山趕下來後，我們迫不及待的到達張老師總部。首次踏入諮商中心，日後想來真是荒謬。而那時卻彷彿是心裏唯一的詢問處。我們被安排在一間小屋中，有隔音設備的。三個人，我、暉和他———一名綣髮亂飛的大學義工，彼此對坐，之間有一盒舒潔面紙。那一瞬間，我忽然很想大笑，這一天的事真不可思議，而我坐在這裏，像一名情感受挫，或正鬧三角關係的女孩？
畢竟我們經歷了這天的事件，情緒再度被鼓動起來，希望能得到明天的對策。起初他沈思了一會兒，後來竟顯得有點手足無措，我於是懷疑能得到「一戰而勝」的秘訣。已記不清他的答覆，支支吾吾彷彿在懂與不懂之間，只是不斷告誡著人心叵測，女孩子尤要小心等等。或許他更情願的是，聽一段失敗的愛情故事。
而終究我們沒有和他們聯絡，一方面是有了戒心，一方面是根本沒把握成為贏家。很久很久，我們不再去忠烈祠。
時移事往，但是那青澀歲月的最後一段，我總是深深銘記。此後，思想在不斷吸吮養份中成長，每進一步，這段往事所呈現的問題就愈清晰。他們在懷疑什麼？也許並不針對那張「十次剿匪圍」。我並不清楚如果是現在的自己，將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去應對；然而我確知的卻是，在他們面前我永遠會不自主的自衛。總會有一股共生的尊嚴來自心底，即使他們頗有幾分道理，卻是家務事不勞外人插手。
這樣的尊嚴隱隱形成一股力量，促使我以「挑剔」的心情，對待社會。希望日後，能以抬頭挺胸代替自衛。
曾在一次高中生的營隊中，舉行刊物封面比賽，當時我和許多同齡的大學生擔任服務的工作。學員們摩拳擦掌，忙進忙出，大家都感受到一股熱絡的氣息。直到會內評審之日，某位來視察的委員指著一份完稿，用極肅然的神情道：「這幾種顏色，不可以配在一起，知道嗎？五色旗？大家要注意，隨時機會教育。」我們都有點愕然，就有人低低問：他到底講什麼？有人扯扯他的衣袖。
那組最後是被剔除了，雖然原先被大夥看好。他們失望的情緒來得強烈，但去得也快，原不足掛齒，反正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競賽的精神重在過程而不在結果。
然而我們卻說服不了自己。會本部有意外的低潮。
「大驚小怪。」先是有服務員咕噥著。
「看來我也有罪啦。」小芳把顏料收進盒中，發出迸裂的撞擊聲，說：「那五種色彩是我提供的呢！」
「還是小心一點好。」角落裏有人說，大家都靜下來。他又說：「現在居心叵測的人太多啦，不能讓他們有滲透的機會。」
是啊，是啊，有人附和著：要小心。
我在一旁收拾著，一面在腦海中浮現出一張捲髮橫飛的身影，那名不知所措的大學義工。我想，我終於能原諒他，那些問題是超出他能力範圍了。然而，是什麼原因，一個二十歲的知識青年，只願意面對感情事件而遑論其它？
中國人講忌諱是自古有徵，巧妙名堂各有不同，但也有破除的口號，往往卻是表面態度，骨子裏難以根除。
「他們忌諱斷掌的女人。」她說。
「什麼是斷掌呢？」
「就是這樣。」她緩緩地攤開手掌右手（男左女右啊）。我看見一條細長的紋路，若隱若現，從掌間右際到左際，隔成兩岸。
「就是這樣嗎？很特別 。」我說。
「去妳的。」她笑起來，眼底有流動的迷惘，然後把手一拗，那紋路更深深的陷落，一張手掌頓現楚漢之界。
我其實明白，據說是斷掌剋夫，而那是很久以前，對女性不公平的，知識不足的迷信，現代的我們，怎麼會信？
「我是不相信啊，」她說：「每次，大夥中有人說要看手相，我就大方的把手一攤，自己招供；別看啦！是不是又要說我剋夫？然後大家鬧一鬧，就沒事了。但是，我到現在才明白，就算是二十世紀的今天，說是老人家的意思，而對自己的生命，誰不在意呢？」
我望著她指間的戒痕，恨起人們的虛偽和不可理喻的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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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憶起新加坡學生曖昧的：「忌諱，是忌諱吧？」突然使我萌生一股辱意，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土地上的居民的？
而回顧自己，我亦想問：徒增的禁忌，算不算現代迷信？
忌諱學生表達不同的意見，無非憂懼那場記憶猶新的狂飆；忌諱某些色彩的組合，恐怕人心在轉身間被收買；忌諱海峽對岸的人名，因為那必然伴隨思想毒素；我回味兩名外籍學生的游移笑意，宛若評估著此間人的智商。堅持表面的錯誤類比，與「一朝被蛇咬」以至於終身不近繩索的愚昧心情，相差何幾？以撲滅為唯一反應，譬如父母以禁錮來管教孩子，卻忽略他早已具有成熟心智，哪裏輕易就被收買或出賣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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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在課堂上捧閱參考書目，在「近代」那一欄的作者，竟是一連串完全陌生的人名，我一方暗冒冷汗直稱自己的無知，一方則心中充滿疑惑。不久，堂上便傳來：我們這邊除了會罵人外，還有什麼成績？我才恍然，是海的對岸吧？很多人都有過在地攤或小貨車間挑選「水貨」書籍的經驗，甚至已是做學問的重要來源之一，依賴性日漸增大。但是剛開始找尋的工作並不順利，我們往往得不到所需。然後才經由指點：某某人其實就是某某。有的是改了名號，有的則乾脆隱姓埋名。我們辨認著被更動的作者，接受印刷不良的紙張，在某種忌諱的緣故下，大家都默許著「掩耳盜鈴」的荒謬重演。
一輩子埋首經卷，努力治學的文史研究者，何嘗無人？某些師長，令人仰望的風範，但是求教之餘，往往聽見書卷中的嘆息，是———資料來源的困難，第一手的更不必談了。我們的致命傷在於識見的褊狹與不足，譬如飽學的村夫子，沾沾自喜於十年的心得，卻不知早在數年前已被人提出，除了學者本身的閉塞外，這樣的冤枉路，是不是可以不走？
用心的研究者總至海外尋求資源，若能幸運滿載而歸，在歡喜之餘還不免忐忑，「我總是擔心，它們被沒收，」一位師長說：「有一次我被請去詢問，可是心裏很坦然。」
是什麼樣的忌諱，成為學術的掣肘？
生活中習俗的忌諱，我們尚能一眼看穿它的荒謬，然而還要費力去創造另一種形式的忌諱以維繫「傳統」嗎？
思想將在心智的蔽障中淪為困獸，在我們欲邁向國際舞台之前，請先培養健全的眼光吧。
忌諱／壬癸
- 2009-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