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面對學測的國三生，理應以課業為主的，但我們卻看到一群對教育體制不滿的學生，大力撻伐時代下的扭曲體制； 求學中的八年級生，社會是給予怎樣的期待？面對不合理的制度，真的該當一隻不吭一語也毫無主見的喜鵲嗎？國三生應該是有著青春無限、活力四射的熱血青年？抑或是應該當一台升學洪流之下的考試機器？
片中的男主角—小傑，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孩子，自從發現老師在補習班所上的內容和考試的內容一模一樣時，憤而向父母提出「不補習」的要求；在小傑身上，我們看到了「做自己」和永遠的「堅持」； 做一個不浪費時間的自己、做一個活在自己夢想裡的自己，也看到了和教育主流對抗的堅持。小傑認為，先補習僅是代表「先學」罷了，並不代表「學會」，學測考的內容不見得和老師教的一樣，況且在教師的帶領作答下，思考的歸屬仍是教師的，學生只是吸收再吸收，對於本身的思考與學習，真的有幫助嗎？小傑終於提出他內心深沉的質疑：「補習無用論」。
劇（書）中的詹老師—以嚴格出名，對於數學的解法始終抱持唯一的解決策略，忽略了「多元思考」。在強調「獨立思考」與「尊重多元」的時代，究竟「多元」的意涵是如何？詹老師的堅持是否受到動搖？他對於小傑沒有參加補習的事，記掛在心，且發現小傑的成績不如以往，可能始因於未參加補習，因而非常感冒，也處處在教室表露無遺。小傑認為教師的態度不令人苟同，動不動就罵學生、罰站，甚至還趕出去教室上課。小傑竟然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告知校長，也尋找媒體的奧援請求合理的解釋。不料竟演變成師生與校方間的衝突，整個場面沸沸揚揚；甚至到最後，變成班上同學集體排斥小傑，致使小傑被迫轉班、轉校。究竟這個狀況是誰對誰錯？或許教育，是一個名詞，是一個談不上對錯的平衡點在哪，也許只有拿捏「誰輸誰贏」吧！
整部連續劇（整本書）的內容，已經不是在討論學測的重要性，而是在探討學測所延伸出來的教育問題。從這部片子，我們很清楚知道，這是描寫一部國三生對於教師教學的不滿，與其說是學生對於教師教學態度的不滿或對學校危機處理的失調，倒不如說是整體大環境下的升學體系所衍生的教育問題。在某個意義上，不單只是「中等教育」的偏頗，同時也暗示著教育制度的缺失與教育環境的異常，舉凡考試領導教學、升學管道多元、中小學一貫課程規劃、菁英主義厚實、大學超高錄取率、碩士滿街跑、全民瘋英語等的極度扭曲。
一、權威、嚴厲下的正義
劇中的小傑和沈韋，象徵著敢於表達自我的人，小傑代表著激進派，卻又帶有一種年輕羞澀的稚氣；簡單的說，他持有一種年輕孩子常有的一種「憨膽」；沈韋是一位足智多謀，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有所行動的代表，他的行動溫柔卻帶有豪氣。在我們台灣，太久沒有出現「學運」或是「社運」的場景了；許多人說，七、八年級生是一群耐不住壓力、不會鬧事的一代，究竟是孩子的錯？還是大環境塑造出孩子的性格？當孩子的話不被父母相信、不被老師相信，甚至連同儕都不再信任的時候，對於青春期的孩子，是何等的悲哀！
在現實生活中，小傑這一輩的表現就是所謂的「領導者」，是一種維護正義與對抗真理的典範分子；而全心投入於學測中的師生，卻是一群「共犯結構」：明知道校外補習是不對的，明知道趕學生出去教室是不對的；明知道洩題是不對的；明知道在校長面前公然撒謊是不對的；也明知道考試作弊是不對的；明知道逃家、逃課是不對的；但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升學，一切都可以被合理化；而隱藏在其中的每一分子，就是共犯結構的化身；共犯結構最可怕的就是在一個小團體裡，試圖表現自我主義，卻無視於其他群體的思維，進而不斷反衝、對抗，幸運的話，可以完全妥協，不幸的話，會無法收拾，導致全體失控。
中學生在台灣，何況是所有的學生，已經很久沒有在談「正義」--這個名詞早已是爾若有似無了；日前台大汪震亞同學、輔大退學生黎文正堪稱是道德良知、學生領袖的代表，那種「不是你下台就是我倒下」的悲壯精神和劇中小傑「明知不可卻為之」的正義表現，這不就是在有形體制運作與無形價值枷鎖下，孩子一直被限制的嗎？
相較於劇中詹老師的權威與不可一世，小傑顯得渺小多了。台灣幾年前的教育，讓孩子一直生活在「威脅」的環境裡；老師說的是，沒有聽老師的話，註定受到懲罰；曾幾何時，民主的社會，開始講究人權，教師不能任意丟學生的考卷，也不能剝奪學生的學習權。也許有一天，當義務與權利的關係、是與非的分明都不是二分法這麼容易被劃分時，教育的價值與執行的層面將會複雜且模稜兩可。
二、積極的輔導策略
在「危險心靈」一書中，提及沈韋因課業而自殺（劇中未演出）。據教育部軍訓處的一個統計數字：「台灣平均3.6天有一名學生自殺死亡；佔了學生死因第三名。」
這樣子的數字真令人害怕，原本應該是最單純、最無憂無慮的學生，竟然變成師長該擔心的問題。從學業、經濟、感情三個面向來看，這些都是促使孩子自殺的原因，舉凡考試成績不佳、升學壓力、家裡開銷龐大、男女朋友交往、家人失和等，其實，每一項自殺的案例，都脫離不了這幾個因素。
以學業為考量造成自殺的案例，絕大多數是學業成績較佳的孩子；站在輔導的立場來看，成績較佳的孩子，其知識年齡會稍高於心智年齡，因而遇到挫折就會採取負向思考處理。但令筆者納悶的是，小傑在課業上的問題、師生的緊張完全訴諸於媒體，卻完全不見輔導室出面解決。
按照正常輔導流程來看，有意圖自殺的學生應接受長時期的輔導；但在學校方面，可能面臨到輔導老師不足，或是教師兼任的問題，或是學生毫無意願接受輔導； 學校可以和社會機構共同合作，藉由輔導資源的匯入，由諮商師一對一、短期但數次且定期密集追蹤，再重新評估學生行為適應能力；若必要時，亦可轉介至醫療機構治療，以打消自殺的念頭。
對於已經有極度輕生念頭的學生，教師都應該處於輔導、信任與觀察的地位，秉持教育愛，互相提供解決策略的革命情感，讓自殺的統計數字減少一筆。
三、知識分子的菁英主義
台灣教育的菁英思維觀念確實已深根柢固了，家長與學生的觀念亟待改變，大家都想擠明星高中、明星大學，這是一種虛榮的心理，因為進了明星高中才有較大的機會考進明星大學，而這些明星體系出身的，就是典型的「菁英分子」，固然容易有強烈的菁英思維。劇中的背景，是一群面對學測的學生，學校給予不斷的考試、解題、再考試、再解題，就是最典型的「製造」菁風分子的模式。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先生曾經在他的著作<學校在窗外>中提及了台灣的教育積弊已經很深，使得教育改革變成一項浩大的社會重建工程，要完成這項艱鉅的事業，依賴的不僅是熱誠與奉獻，更要重新檢視自身的意識型態，而菁英主義是知識分子難以擺脫的意識型態。在台灣，我們在評估一所學校的時候，往往都只注意到他們的畢業生中，有多少菁英可以考到較好的學校，而不太理會這所學校畢業生最低的程度。
四、家庭教育才是教育之本
青春期的孩子常會出現「不願」回到家裡；此階段的他們，傾向從「同儕」、「死黨」尋求失意的解脫；這並不表示孩子的判逆，也不表示家長已經失去依靠了，而是人在生長發育時，必經的一個過程。就像小傑試圖想離開家庭，到pub去尋找刺激，去網咖流連，去結交不同類型的朋友一樣，沒有所謂的對錯，端看社會用什麼角度投注在孩子的身上而已。
孩子不太會向父母吐露心事，不代表忘記了母愛的偉大，也不表示從此可以解決心中的鬱結；這僅代表在學校或外界的生活中，有更多同齡的同伴能讓他們產生共鳴。但值得注意的是，父母不能就此放手讓孩子去飛，這將會造成嚴重或無可預期的後果，舉凡鬧事、夜不歸，甚至吃喝嫖賭統統來。父母應該比以前更敏感，一旦發現孩子有異常的行為，就該隨時留意，並隨時和孩子溝通，切忌抱著「這是青春期的常態」敷衍了事，一旦如此，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未完待續）
公視大戲危險心靈－傾聽年輕世代教育心聲／◎墨客
- 2009-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