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屋往北約五百公尺的範圍，座落兩所小學，一所國中，再加一所大學，所以這是一個學區，補教業的一級戰區。
從路口望過去，掛上招牌看板的補習班有六所，其中四間補習外語，一家是數學資優班，最後的一間則是文理補習班。別條市街，或是隱身在巷弄裡不掛招牌的家教班、安親班，或是才藝補習班就不用再數了。
下午四點半左右，常常可以瞧見一輛雙層巴士載來一車四、五十名學生，停在補習班門口。也或者，補習班的老師一行三人，到學校門口導護學生到上課的教室。小學生，三、四十幾位，一路沿著騎廊，一個接著一個，魚貫往前；一位老師在前引路，一人押尾，另外一位老師則是從旁護衛列隊學生的側翼，來來回回驅趕脫隊的學生，像牧羊的人。
學生「書包」的型式，大小不一，有手上提的，臂上掛的，膀上肩的，後背扛的，或是拖在地上登機箱一樣的「書箱」，形形色色，琳琅滿目，蔚為奇觀。一般說來，多數學生一手抓兩個提袋，另一手推拉一個書箱，或是扛一個背包。
有些家長說起他們對孩子未來的生涯規劃，要嘛就讀美國學校或是雙語學校，日後直接銜接國外的大學；不然念完一般的國中、或是高中後，送子女出國。寒暑假期間子女最好先出國旅遊，或是遊學，參加夏令營，預先熟悉國外的生活和學制。總之，自己的孩子不能輸在起跑點，好還要更好。所以，孩子的背讓書磚壓得越來越彎，如雨淋的青青小草。
回想六零年代，我就讀的小學就在住處前頭，翻過市場的圍牆便是，走路五分鐘。一班五十位左右的學生，只有少數同學是越區就讀。於是，放學鐘響，大家清掃好教室和分配的公共區域，集合，排好路隊，降完旗就可以一路打鬧回家。
那時候，剛進入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學校裡一個年級才五班，又是勞動階層的學區，所以學校和教師們都沒有升學的包袱，學生也就沒有課業的壓力，學校因此得以正常教學。當時課後的作業不多，通常是兩頁的國語生字，或是一頁幾道的數學練習題，因此利用休息十分鐘的時間趕一下就可以做完。回家以後到晚飯的空檔，是同學，或是鄰居朋友間的交誼玩樂時間，只有簡單的玩具，不太愛看電視，更沒有電動玩具。當時，沒有太多的汽車，也不擔心遭綁架，每個人家都有四、五個小孩，被綁，再生就有。
印象中，月考或期末考多數是教課書的範圍，上課用心聽講，不用補習，也不用特別準備就可以拿到不錯的分數，所以，感覺上同學都相當有自信，也沒人特別在意成績。高年級以後，級任老師偶而會來個平時考，全班集體眉來眼去，沒聽說有誰太小氣，不把考卷放下來一點；奇怪的是，月考倒沒這種現象，反正我是不知道，也沒聽同學說起。
那個年代，家長忙於生計，只求餵飽家中每一口張開的小嘴，對子女的未來無暇顧及，也沒有太多的期待，只要別混流氓即可。所以，我的小學只要一個書包，就可以把整個學期裡所有的課本和練習本，一骨腦毛全裝進去。一直到了國中，因為通勤，所以多了一個提袋，放水壺便當、體育褲或是其他非每天上課必備的雜物。
總覺得，那時候呆呆傻傻的，看準備升國中時辦的第一張身分證上的大頭照就明白；鼓鼓的兩腮，瞪大的雙眼，像似對世界有無盡的好奇，實際上不過是照像館的老師傅大聲喊著：「眼睛張大點！」被嚇得。
羅大佑先生創作，張艾嘉小姐傳唱的「童年」，大概就是多數那個年代成長的人的共同記憶。大眾媒體不發達，每個家庭的狀況都差不多，誰也沒比誰強，就算有錢一些，也好不到哪兒，所以也沒什麼好比較的。倒是聽說，有些領取政府補助的家庭，在稽查人員訪視時，急忙家裡的一型家電用品藏起來。
總歸一句，那是一個物質匱乏，慾望不高的年代。然後，「客廳即工廠」，中小企業主一卡007手提箱走遍全世界，港劇裡的大哥大要貼身小弟侍候一只黑金剛裝派頭，接著有人搶銀行，有錢人家的小孩被綁架，開始傳聞朋友同事要移民，大家一起抱怨美麗但易捏碎的下一代。歲月，秋風一樣地，掃盡了地上的枯葉。
聽說現在的國一學生，書包加提袋重約六公斤。還記得我那時的體型相當瘦小，大概是三十幾公斤，折算下來，六公斤的書本好重，不只是課業，還包括一整個童年。再想想，他們的童年，不就是走過那個單純而快樂的年代的我們所提供的？不懂。
快樂的重量／敖古仁
- 2012-09-03
